第二章 东北义勇军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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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东北义勇军概述
世界有史以来，国家横暴无有过于日本者。去岁九月十八日，以胡匪行为占领东三省，摧毁我政权，劫掠我财务，屠杀我人民，凡有血气靡不发指皆裂。我政府维护国联盟约，标榜和平，自救国会产生以后，即指挥义勇军与日搏斗，总其经过情形，可分三时期：
发动时期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甫经成立，即暗派明白军事干员，分赴辽宁各地，编练民团。以防匪为名，避免日人注意。迨日军进犯锦县，乃由会通令，改称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派员督率指挥，与日人作殊死战。当时计分二十二路，每路置司令一人。每路复分若干旅，旅以下分团。
扩大时期
十二月二十二日，日军分三路进犯辽西，南自营口，北自通辽，战区延长千余里。除原有义勇军与敌肉搏外，人民激于义愤，请缨杀敌者日渐增多。迄本年三月，已达五十四路，人数至十余万。以前五十四路多系步兵，此外尚有独立支队二十七支，独立支队外更有骑兵六路。四月二十一日，唐聚五揭开真面目，誓师讨贼，辽东义勇军实力日渐扩大，编为十九路，唐任总司令。此外尚有民团及别动队。
整理时期
数月之间，只辽宁一省，义勇军发展近20万人，诚非始料所能及。惟此大多数义军，必须切实治理，使成为铁之组织，方能临阵杀敌，卫国保种。故本年四月以后，力加整顿，划全省为五大军区：沈阳、新民、法库、北镇、黑山、锦县、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彰武为第一军区；辽阳、海城、盖平、复县、营口、盘山、台安、辽中为第二军区；本溪、凤城、庄河、岫岩、安东、宽甸、桓仁、通化、清原、新宾、安图、柳河、临江、长白、辑安、辉南、海龙、抚顺、抚松、金川为第三军区；铁岭、开原、昌图、梨树、东丰、怀德、西丰、双山为第四军区；康平、通辽、辽源（今双辽）、瞻榆、开通、镇东、安广、洮南、突泉为第五军区。每军区设总指挥一名，以专责成。而各路义勇军亦重行编制，汰弱留强，期合贵精不贵多之旨。除原有五十四路外，更添编五十五及五十六路。复鉴于各路军距离较远，交通不便，消息迟滞，影响于军事甚大。置备无线电台，分发各军区应用，以灵通消息，俾指臂有联络之助，传令者无迂远之苦。
义勇军自组织以来，迭次与敌接触，作游击式战斗，日军受创颇巨，遂百般诬蔑，曰为土匪，以欺骗我广大民众。讵知此为国杀贼，为民除害之义勇军，固有由土匪化身者，但其大部分为平素最安分之良民。兹将其成分，按调查所得，分述如下：
按地域区分
东北各地义勇军，以本地人为多，约占百分之八十；其来自外乡者，约占百分之二十。
按身份区分
曾为土匪者，约占百分之二十。因农村经济被破产而失业之农民，约占百分之五十。曾服兵役者，约占百分之二十五。激于义愤矢志救国之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五。
按财产区分
义勇军固以无产者为多，但拥有良田千顷，资金钜万，因不忍日寇之暴虐，毁家纾难，执干戈为社稷者，亦不在少数。前者约占百分之八十，后者约占百分之二十。
义勇军成分甚繁复，而作战时胆量极大，有扰乱破坏之经验，枪准马快，熟娴地势。重义气，富团结力，为其优点。其中，且有军事人材为之计划一切，倘能充其饷械，予以相当训练，则驱除倭虏，指日可期。
义勇军枪械皆取之于民，盖东北素称多匪，人民多藏枪械以资防守。义勇军组织成立，各地人民纷纷投入，或持枪而来，或向民户索取，遂皆成有枪之战士。惟此等枪械，种类极杂，故购买子弹亦非易。各路义军除步枪外，间有迫击炮、机关枪、手榴弹等，但为数甚微，终于事无济。辽宁义勇军约在20万以上，枪械约有13万支，余均无枪，惟持大刀或扎枪与敌冲锋肉搏。其有枪者经数月累战，子弹缺乏，几与徒手无异。虽经本会多方劝募，然已同杯水车薪。值此强敌披猖，义勇军之械弹，实一重大问题也。
义勇军散在各地，倘各自为谋，其效能必不宏伟，联络一道，实为切要之图。但联络方法非如正式军队有完备通信机关，惟赖干练人员传递消息，试行以来尚无困难。各军有要事时，须与本会面商，酌量情形派遣一、二人来会，会中命令亦赖其传达。至吉、黑两省自卫军如丁超、李杜、冯占海、王德林、马占山等，时有代表来，互通声息，密商军事，以收联络之效。
义勇军流品极杂，未经相当训练，兼无饷糈，衣食不周，向百姓迫索，举动逸出轨范，迹近骚扰，实在无可讳言。本会洞悉此中弊害，三令五申，严加告诫，并制定奖惩条例，颁发各军，责成长官，切实训练，数月以来，成绩颇佳。对于地方，秋毫无犯，博得民众好感。
辽宁全省义勇军，由五军区总指挥分别统辖；而五军区总指挥，则受命于本会常委会，其军事计划，均由常委会决议，或直接命令，或交特务部执行。
日本进占东北，为我国空前之奇耻，举世未有之大辱，凡属血气，均应一致效死，以图湔雪。义勇军痛山河破碎，民族垂亡，不畏强暴，不甘屈服，乃揭竿而起，凭其血肉，以当硝烟，前仆后继，再接再厉，洵为中华民族之殊荣。其于重重压迫之下，力谋自卫，不稍或懈，尤足以救世界观听。抑有进者，日本果不悔悟，则我收复失地，志在必行，势将兵戎相见。此二十万义勇军，深入敌阵，从事破坏扰乱，以策应正式军队，其成功必能迅速。即使我政府始终迷信国联盟约，仍不作积极对抗，则义勇军本身活动，亦足予日阀以惩戒。其侵略阴谋，或不至逐步而施。退一步言之，义勇军之活动不能辅助外交，不能辅助国军，且不能阻止日阀侵略，但中华民族不可污，吞并满蒙不可能，世界人士，亦必得相当印象。而处于水生火热之东北民众，观此义勇军奋斗，必至精神奋发，下最后决心，共起抗日，四百万方里土地，不致为倭虏攫取以去。由此观之，我为国为民之义勇军，对于收复东北，直接间接，有莫大之影响，诚未可漠然视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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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东北义勇军始末
东三省沦陷后，未及撤入关内的东北军部队，除了一部分公开附逆外，余皆纷纷改编为抗日义勇军，主动向日本侵略者发起进攻。撤入关内的东北军亦枕戈待旦，准备迎击日军新的军事挑衅，并由此展开了榆关抗战和热河抗战，从而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大规模武装抗日的序幕。东北军这一时期的抗战，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失败了，但它却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留下了这样的纪录：东北军“是有过抗日的光荣历史的。”
2.2.1
在东北坚持抗战的部队
1931年10月到1933年春，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武装抗日斗争阶段，义勇军是当时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武装力量。而在这支武装力量中，原东北军及公安警察部队即占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五，仅东北军正规部队的官兵就有52000多人，成为义勇军的主力。改编为义勇军的东北军正规部队和警察部队，虽脱离了东北军的建制，但因其是从东北军脱胎而来，且仍接受东北军的最高统帅张学良的指挥和影响，故将其视为在东北坚持抗战的东北军部队是符合逻辑的。
改编为义勇军在东北坚持抗战的东北军部队，在吉林、黑龙江省和辽宁义勇军中占多数。现将影响较大的按地区分述如下：
吉林省以东北军爱国官兵为主体的义勇军主要有两支：一是以李杜为司令的“吉林自卫军”，一是以王德林为总指挥的“中国国民救国军”。
⑴
吉林自卫军。1932年1月31日，东北军依兰镇守使兼步兵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步兵第二十八旅旅长丁超、步兵第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吉林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步兵第二十二旅新任旅长赵毅等，在哈尔滨召开联席军事会议，决定由各部联合组成吉林自卫军，以李杜为总司令。哈尔滨和宾县沦陷后，吉林自卫军相继撤至巴彦、方正、延寿一带，并收编了当地的抗日队伍，自卫军总兵力迅速扩大到六、七万人。
1932年3月末，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调动第二师团和伪军一部向自卫军发起进攻。4月1日，其先遣队第十五旅团桂支队向方正前进，当地的自卫军向日军实施反击，日军全线退却。日军遂又派出步兵第三十联队组成方正支队，联合桂支队夹击抗日自卫军，自卫军遂撤出战斗。与此同时，日步兵第三旅团进攻会发恒，与自卫军第二十六旅展开激战。4月3日晚，会发恒自卫军阵地在敌飞机和大炮的猛烈攻击下被突破。自卫军无法抵御住日伪军的攻击，不得不退往依兰一带。是役，自卫军虽遭失败，但重创了日伪军，尤其在方正县的会发恒、桶子沟一仗，敌军死亡逾千，并有千余伪军反正。自卫军缴获轻重机枪数十挺、迫击炮4门、步枪3000余支及弹药无数。
自卫军退守依兰后，总司令李杜召开了各部将领会议，计划兵分两路反攻哈尔滨。在此期间，日军主力已调往黑龙江一带对付马占山抗日军，且沿江一带民众抗日武装蜂起，因而形势对自卫军极为有利。会后，第一路总指挥李杜率丁超部、邢占清部、张治邦部、刘文奎部、马宪章部、赵维祥部等6旅之师经中东路一带向哈尔滨进攻，第二路总指挥冯占海率宫长海6旅之师经方正向哈尔滨进攻。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冯占海的第二路军连克方正、会发恒、宾县，先头部队逼近哈尔滨。一路上，毙敌甚重，击落敌机两架，击沉敌军舰3艘，接受投降伪军6000余人，部队扩增至3万余人。李杜的第一路军也取得很大进展，打到珠河附近。
是时，日军已调来第十师团等主力部队加强哈尔滨的防卫。4月26日，第十师团以步兵第三十三旅团编为村井支队，分乘拖船7只、机船11只，在伪江防舰队的护卫下，由哈尔滨沿松花江向方正和依兰方向前进。接着第十师团主力分三个舰团分别由哈尔滨下航。5月15日夜，日军前锋中村支队从陆路到达依兰附近的山嘴子。村井支队所乘船队也到达距依兰20公里的二道河子，对依兰形成包围之势。自卫军未料依兰有被攻击之虞，因此防守空虚。面对日军的突然进攻，驻三块石警卫部队经顽强抵抗后，掩护在城内的总部及后方人员撤离，依兰遂陷。自卫军长期储存的大批粮秣服装、武器弹药及修械所等落入敌手。
依兰失陷，自卫军两路部队失去联系，再加粮秣弹药无法补充，军心大受影响，攻击哈尔滨计划遂告失败。
6月初，冯占海第二路军在宾县召开军事会议。鉴于已同李杜部失去联系，冯遂将该部改名为“吉林省抗日义勇军”，开始单独行动。7月15日，该部突破日伪军的防御到达榆树城下，伪军张海鹏、刘宝麟闻风而逃。紧接着，该部进军五常，伪守军一部溃退，一部投降。10月底，该部在饮马河一带遭到日军突袭，损失严重。1933年1月，该部4万余人在冯占海的率领下进入热河。
李杜部进驻梨树镇后，形势已极为险峻。熙洽等一小撮汉奸以为有机可乘，四次派人前来说降。日军也加以威胁利诱，企图迫使李杜就范。为了表明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李杜当众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在致北平救国会电文中郑重表示：“只有杀敌李杜，以兴我中华民族，决无降敌李杜，以污我中华战史。”他激励将士们振奋精神，克服困难，重新组织和发展抗日力量。与此同时，他对总司令部及各旅领导人进行了调整。任命邢占清为自卫军副总司令，各旅部队分驻小城子、勃利、小绥芬河、刁翎、宝清等地招兵屯粮。1932年11月下旬，日军调集第十师团、第六师团、第十四师团来犯，一路从绥芬河出发，向密山、虎林一带压来；一路由延吉向东宁北进。自卫军在宁安、磨刀石、下城子等地阻击，但因力量单薄而纷纷溃退，自卫军的大本营梨树镇岌岌可危。李杜遂率部下向北转移，欲与宝清的丁超部会合，后闻丁超已投敌，只好改变计划转向密山。在密山，自卫军遭到日军截击而溃散。1933年1月9日，李杜率邢占清、杨耀钧等残部2000余人，由虎林渡江进入苏联境内，所余部队由高玉山、陈宗岱等率领在虎林维持对日作战。
⑵
吉林救国军。这支抗日部队是原东北军步兵第二十七旅六七六团第三营营长王德林创建的。”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十七旅旅长吉兴率部投敌。王德林及其所率第三营官兵义愤填膺，1932年2月8日起义，并联合各界抗日力量，于延吉县小城子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宣告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闻讯相继来参加者，有延吉、珲春、和龙、汪清等县的警察队和保安队官兵，还有原第二十七旅王德山连200多名士兵。该部队以王德林为总指挥、孔宪荣为副总指挥。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这支部队，先后派出一些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救国军。李延禄同志（曾任东北军独立步兵第二十七旅六七六团排长）不久就被救国军委为参谋长。
救国军刚刚组建不久，即主动向日军发动攻击。2月13日，王德林下达了攻取敦化的作战命令。19日晚，救国军所属各部到达敦化城外。20日晨，攻城战斗打响了。义勇军将士奋勇争先，搭起云梯向城内攻击。守城伪军当即反正，会同攻进城内的义勇军，与日军展开巷战。肉搏一时许，800余名日军落荒而逃，日军守备队队长谷大尉以下50余名官兵被击毙。救国军首战告捷，顿时军威大震。24日、28日，救国军又连克额穆、蛟河两城，缴获了敌人大量武器，有捷克式枪21挺、三八式机枪7挺、大小枪支1600余件。之后，救国军集中于镜泊湖附近，各地抗日武装纷纷来投，队伍很快编成步兵7个旅、骑兵2个团，人数达2万之众。
3月3日，以天野少将为指挥的日军步兵第十五旅团基干部队，奉命分乘三列车由哈尔滨直向海林、宁安方面进发，企图剿灭王德林的救国军。王德林获悉军情后，亲率刘万魁团星夜驰往海林车站，迎击敌人。是时，天野少将已率部千余人到达海林。8日拂晓，救国军乘敌不备，兵分三路突袭海林车站。战斗殊为激烈，刹时间，“炮声隆隆，烟蔽全市”。日军逐渐不支，仓惶向宁安、牡丹江方向逃窜。此役救国军击毙阪田少尉以下日军34名，义勇军阵亡官兵12人，负伤20人。3月中旬，日军上田支队和伪军2000余人前来讨伐。救国军李延禄部在额穆、墙缝一带设下伏击圈。18日，大批日伪军进入伏击圈内，救国军一声呐喊向敌发起冲锋。激战数小时，日军小川大尉以下120余人被击毙，一营伪军缴械投降。嗣后，救国军又数挫敌锋，天野、铃木两部日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经宁安、海林，向哈尔滨逃窜。
6月以后，救国军更加活跃，相继收复东京城、安图、额穆、延吉、珲春、和龙、敦化、舒兰、桦甸、蒙江等十余座城镇，救国军首领王德林蜚声于松花江畔和小长白山一带。“人民到处欢迎，群呼为救国常胜将军。”自11月始，救国军的弹药粮秣发生困难，战斗力受到削弱。12月中旬，日军大举进犯东宁，救国军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日军服部支队于12月31日在热河集结后，令步兵第三十九联队长竹本大佐，指挥该联队本部及第三大队和其他步、炮、工兵、装甲列车迂回向磨刀石及其东南进攻。1933年1月1日晨，日军以大炮、装甲车向救国军阵地猛攻，李延禄率补充团两团顽强据守，后逐渐不支，放弃磨刀石。1月9日晨，日军服部支队从绥芬河出发，骑兵第十联队从小绥芬河出发，一同向东宁南进，救国军虽尽力抵抗，但经不住敌人猛烈炮火和飞机的轰炸，撤出战斗。当日晚，日军占领了东宁。王德林、孔宪荣撤入苏联境内，被解除武装。余部继续抗战，其一部经李延禄收容整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
黑龙江省的义勇军主要由马占山、苏炳文率领的原东北军正规部队组成。
⑶
抗日救国军。该部由11支义勇军组成，以东北军将领马占山为总司令。1932年4月1日，于“江桥抗战”后投敌并一度参加伪政权活动的马占山，借口“检查军纪”，携原部官兵200余人，带关防印信、重要文件和军饷等，装载30辆汽车，潜行出走。9日，到达黑河，重新打起抗日大旗。马在潜离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时，即打电报给吉林义勇军首领丁超、李杜、宫长海、冯占海、李海青、邢占清等，邀其派代表到拜泉讨论抗战事宜。1月3日，马与各路义勇军代表先后抵拜泉，确定了三项联合进攻哈尔滨的计划。
马占山到达黑河后，即积极作进攻哈尔滨的准备。他先派出吴松林骑兵第一旅的邓文第二团从海伦出发。5月5日，同驻呼兰的邵斌山第二旅的才宏猷团会合，与日军第十四师团激战，以策应主力部队进攻哈尔滨。15日，马占山亲率步、骑、炮三军，自兼前敌总司令，向哈尔滨进发。马占山部救国军与其他义勇军联合作战，于23日在呼兰与日军接火，激战至深夜。日军战败向松花江边退却，义勇军跟踪追击，大炮直射哈尔滨郊外傅家甸子的日军大营。在哈尔滨指日可下的关键时刻，义勇军首领之一程志远突率部投敌，并出兵齐克路，袭击北满抗日根据地海伦、绥化。马占山不得不放弃哈尔滨，回军扫荡叛逆。进攻哈尔滨失败后，马占山率部退回海伦。31日，于当地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抵御日伪进攻问题。当日，两批日军已逼近海伦。马占山的抗日救国军此时虽已发展至“十余万众”，但军事素质较差，因此面临敌军的攻击，不能死打硬拼，只能相机而行。当日军将海伦包围的时候，马占山决定率部突围。恰在这时，各地义勇军前来支援，使进攻海伦的日军首尾不能相顾。马占山趁机下令反攻，以骑兵为主，越过呼兰河南进，击溃日军平松支队的进攻。日军动用飞机数十架，对海伦猛烈轰炸，海伦重要市街“悉成焦土”，“环海伦数百里，未遭炸袭之村镇，十无一焉”。马占山为保存兵力，被迫撤离海伦市区，转移到周边山林地带。
6月3日，日军平贺旅团进入海伦。为缩小日军追击目标，马占山将部队化整为零，灵活打击敌人。
6月11日，邓文旅长率部攻击驻海北镇天主教堂的日军。经数小时激战，天主教堂的日军向海伦县城方向逃窜，及至赵家店时，邓文预先安排的伏兵又给日军以迎头痛击，日军伤亡甚重。
6月12日，马占山部在距海伦10公里的大榆树同日军平贺旅团激战三小时，在大刀队的配合下，击毙日寇300余人，俘敌240人。当日，克山县义勇军副司令陈景瑞率部乘夜间攻入克山县城，击毙日伪军50余人，伤敌数十人。
6月17日，才洪猷旅长率部在青岗县六大屯地方袭击敌军，经五小时战斗，毙敌20余人，获敌战马30余匹。
6月间，马占山救国军“因取游动袭击策略，多奏奇勋”，“故敌顾此失彼，大有疲于奔命之势。”6月22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到哈尔滨，亲自指挥第十四师团进剿马占山救国军。
7月14日，日第十四师团和第八师团向马占山部发起总攻击战。马占山率部奋起应战，经三昼夜的激战，终于击退了日寇的进攻。27日，“马率所部二千余人行军至庆城县东山里张河白砬子山口时，受到敌第十四师团十五联队田中大队的伏击。在敌突然攻击下，马部全部溃散。马占山在混乱中率卫队四、五十人向东奔入大山。连长于海俊率百余人和马驮子五十多匹向北突围而出。日军见其人数较多，紧紧跟在后面追击。29日黎明前，于海俊等正在罗圈甸子以南七八道林子地方休息，被追击之敌赶上，全部就歼。至此，马占山所部主力全部溃灭。马占山突围后，收集残部不到百人，潜入大青山，经过50多天的千辛万苦，才在当地蒙古族群众的带领下，走出了深山密林。这时，正值苏炳文筹备抗日，马占山遂整顿所部，与苏炳文建立了联系。
11月末，日军1万余众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向苏炳文义勇军发动进攻。为牵制日军，马占山率骑兵进抵扎兰屯，但此举为日军识破。日军首先攻占了甘南，然后直逼扎兰屯，且炸毁了铁路，使马占山前后交通断绝。12月2日，日军攻入扎兰屯。马占山为保存抗日力量，避免更大的牺牲，于7日连同苏炳文率部退入苏联境内。至此，马占山部的抗战宣告结束。
⑷
东北民众救国军。该部于1932年10月1日在海拉尔誓师成立，原东北军海满护路军司令、黑龙江省防军第二旅旅长苏炳文任司令，原东北军黑龙江省防军第一旅旅长张殿九为副司令，原黑龙江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谢珂为参谋长，基本队伍为原东北军正规部队。
苏炳文的民众救国军成立于日军疯狂围剿东北义勇军的严峻时刻，它刚刚建立便同日军发生了战斗。10月3日，由日军第十四师团组成的中山支队渡过嫩江，向位于富拉尔基的民众救国军进攻。救国军第一旅第六团临江抵抗，将敌击退。6日拂晓，日军200余人乘橡皮舟强行渡江，紧接着增兵至500余人强渡，均被救国军阻隔。7日，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由黑龙江西侧的花木渡过嫩江，与救国军激战。救国军英勇抵抗，伤亡惨重。9日，放弃富拉尔基阵地，向朱家坎退却。20日，救国军张玉挺旅和吴德林旅开抵腰库勒前线，以配合东线朴炳珊、邓文，南线李海青，北线马占山、徐海亭、张竞渡等部，会攻省城齐齐哈尔。21日晨，张玉挺旅第六团负责右翼，吴德林旅第一、第四两团分别负责正面和左翼，攻向富拉尔基，敌人猝不及防，死亡无数，向后溃逃。当夜，救国军攻入富拉尔基市街，同日军展开巷战。守城日军拼死抵抗，总指挥原加寿雄少佐被枪伤，斋藤实代理指挥被击毙，中岛花旋又代理指挥，也被击毙。救国军遂克富拉尔基。22日，日军由洮南调步兵、炮兵、骑兵前来增援，救国军为减少损失退出富拉尔基。24日，救国军又向富拉尔基进攻，于28日再克该城，给日军以重创。救国军一部进至齐齐哈尔城外，拟渡过嫩江攻占省城，日军慌忙从西门外飞机场发炮轰炸阻击，救国军的攻城计划未能实现。
11月10日，日军以步兵第五十联队组成冈原支队，从库勒附近向朱家坎进攻。救国军不支后撤，但途中遭受日军骑兵的袭击，遂向南方败退。24日，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下达了向呼伦贝尔进军的命令。30日，由日混成第十四旅团和骑兵第一旅团组成的服部支队，向救国军司令部所在地扎兰屯进攻。救国军司令部仅有一营兵力防守，经奋力抵抗，退向海拉尔方向。12月2日，扎兰屯失守。苏炳文反击无效，遂于7日夜率部乘车退入苏联国境。
在辽宁地区的义勇军中，由东北军军官组建或由东北军改编的义勇军，主要有两支。一是以辽西为主要活动地区的郑桂林第四十八路义勇军，一是活动在东边道地区的唐聚五的辽宁民众自卫军。
⑸
以郑桂林为司令的第四十八路义勇军。这支队伍是东北义勇军中人数最多、战斗时间最长的一支。
郑桂林原是东北军独立步兵第十三旅的上尉副官。“九·一八”事变后，他暗中联络东北军步兵第八旅的排长石兰田、李卓英及士兵40余人，由关内潜回辽宁，举起了抗日的大旗。1931年12月，他在兴城韩家沟组织队伍。不久，被黄显声任命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耿继周部西路副指挥。1932年3月中旬，任第四十八路抗日义勇军司令。
郑桂林领导的第四十八路义勇军在战斗中迅速成长，人数最多时计有4个梯队24个旅约12000余众。
第四十八路义勇军组建不久，即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1932年3月中旬的一天，郑桂林将队伍埋伏在马蹄沟村南山。第二天上午9时，日军一部进入伏击圈，义勇军立即开火痛击，经过3小时激战，打死日军17人，伤日军20余人。郑桂林部首战告捷，威震辽西。
4月5日夜10时，郑桂林部袭击绥中县城，攻入日军南大营内。经混战，日军装甲车两辆掩护日步兵夺路而逃，在火车站附近，义勇军将敌一辆装甲车炸毁。此次战斗，共打死日军20人，俘获日军17人，并缴获枪械若干。
9日，日军400余人进攻郑桂林部驻地鲍庄子。郑桂林临危不惧率部与敌激战，历6小时，打死日军40余人，缴获枪械数10支。
经过上述几次战斗之后，第四十八路义勇军士气大振。从此，频频主动出击，攻打日军交通要道，破坏敌军事设施。5月23日，郑桂林率兵三路，攻打绥中至山海关间的交通要道四方台镇。日伪军约400余人驻守该镇。义勇军从早晨开始向日军进攻，直至天黑。此役，郑桂林部虽牺牲数十人，但打死打伤日军100余人，并炸毁其据点。6月2日，郑桂林复又率兵攻打高岭车站，摧毁了敌据点。端午节前夜，郑桂林又亲率主力第二旅摸进兴城火车站，剪断车站日军大院的铁丝网，把数千枚的手榴弹投入敌人的宿舍里。激战一小时后，住在郜家大院的日军前来增援。郑桂林即率部撤出战斗。这次战斗，义勇军仅牺牲1人，但却打死日军10余人，并炸坏敌机枪两挺及车站部分房屋。
郑桂林部频繁的军事活动，使日军惊惶失措。7月初，日军第八师团长西义中将命其所属第四旅团长铃木少将率部进入辽西，企图剿灭郑桂林的义勇军。20日，日军第四旅团一部在日军飞行队第十大队第一中队十余架飞机的配合下，分别向郑桂林部驻地进犯。但义勇军巧妙地利用山险和青纱帐将日军包围，经激战打死日军近百人。30日，日伪军3000余人分从兴城、绥中及前卫等地出发，拟一举将郑桂林部消灭在背阴嶂、九门台一带。郑桂林率主力迎击敌军于蟠龙沟和猴山，经数小时战斗，由于敌强我弱，义勇军退入山中。是役，义勇军共打死日军十余人，缴获战马7匹、迫击炮3门、轻机枪3挺，并击伤日机1架。9月28日，日军步兵第四旅团第五联队及部分伪军追击郑桂林义勇军，但郑巧妙与敌周旋，于29日再次靠近兴城、绥中一带。日军遂指挥步兵第三十一联队第三大队、步兵第五联队等，在飞行第一中队的配合下，从兴城、绥中及前卫出发，向热河推进。郑桂林部边战边退，在三、四天内与敌发生多次战斗。10月21日，郑桂林义勇军一部转移到三道河子，并准备向该地发动进攻。日军侦知后，即以第五联队为右纵队，以第四旅团主力为左纵队，分两路夹击。为避免过多伤亡，义勇军当即撤出战斗。11月初，日军推进到红庙子村，并在该村宿营。郑桂林令义勇军一部占领了红庙子北山，另一部占领红庙子南山，自己则亲率300余人占领了红庙子西面的张飞岭附近，约定以点火为号，向日军发动总攻。未几，南山点起火来，义勇军闻讯一起冲杀，日军从睡梦中惊醒，狼狈逃窜。这一仗“战斗时间短促，收获极大，日军伤亡甚重，我军获得轻机枪3挺、山炮1门、步枪16支、战刀两把”。
1933年1月，日军第八师团占领山海关后，即集中精锐兵力更加凶猛地向郑桂林部进攻。在日军强大的攻势下，第四十八路义勇军终因粮饷不济，武器缺乏，日渐不支，遂退往热河境内。在此后的热河抗战中，第四十八路义勇军多次予日军以迎头痛击，立下殊功。
⑹
以唐聚五为首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唐聚五原是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部第一团中校团副。“九·一八”事变后，他到北平受张学良的委派回原部任团长，并秘密筹备组建民众抗日队伍。1932年3月，唐聚五召集抗日武装代表在桓仁开会，决定成立辽宁民众抗日救国会和辽宁民众自卫军，被推为自卫军总司令。4月21日，辽宁民众自卫军在桓仁县城举行成立大会，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民众自卫军编军18路，但基本队伍只有5000余人，其主要成员是原步兵第一团的两个营及桓仁、临江、辑安、通化等县的公安警察部队，还有各县民众。
辽宁民众自卫军的成立震惊了沈阳的日伪当局。4月27日，日军260余人携带轻重机枪、迫击炮等武器及伪军于芷山部，向通化进犯，镇压义勇军。5月1日，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六路司令孙秀岩率所部千余人，在通北二密一带迎击日寇，经一昼夜激战，击毙日军60余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与此同时，自卫军第六路李春润部在新宾阻击了伪军于芷山部的进攻。6月6日，日军由朝鲜越过鸭绿江，侵入我长白、临江、辑安、宽甸等县。自卫军第八路、第十八路、第五路分别在各县抗击日军入侵，打死打伤日军200余人。20日，第十九路自卫军在金川境内俘虏了一营伪军400余人，收复了金州、辉南县城。
经几个月的激战，辽宁东边的桓仁、通化、新宾、抚松、金川、辉南各县全境及抚顺、清原、海龙、柳河、长白、临江、辑安、宽甸等县广大农村，皆为辽宁民众自卫军控制。自卫军部队亦扩编为21路。8月15日，张学良委任唐聚五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唐遂于20日至25日，在通化召开各路司令、各县县长会议，宣布成立辽宁省政府。是时，辽宁民众自卫军已扩编到27路，人数约10万余众，成为当时东北地区人数最多、活动区域最广的一支抗日队伍。
8月下旬后，自卫军向沈海铁路和鸭绿江沿岸敌人据点发起猛烈攻击，先后攻克了南杂木、营盘等车站，围攻了清原、海龙、辑安等县城，攻打了敌重兵把守的山城镇伪军老巢和抚顺市，形成对日军的严重威胁。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在第十四师团结束了对马占山的作战后，于9月6日下令该师团作好讨伐东边道义勇军的准备。10月1日，向第二、第八、第十师团长发出了有关讨伐东边道的命令。日军计划以混成第十四旅团、骑兵第一及第四旅团为主体，由各师团抽出部队及满洲国伪军参加，在军司令官统一指挥下，首先将这些部队集中在沈海、安奉铁路的要点上，并以此为据点，构成警备网的同时，缩小包围圈，将唐聚五的民众自卫军包围在通化、桓仁地区歼灭之。
10月10日，关东军司令官下令日军分四路向东边地区发动进攻。11日，日军骑兵第一旅团、第四旅团、混成第十旅团及第二、第八、第十师团各一部，并有辽东全部伪军共3万余人，向唐聚五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讨伐。在敌人大炮、坦克和飞机的轰炸下，自卫军各部难以抵抗，相继溃散。15日，日军进入通化和宽甸，22日进入桓仁。唐聚五率部分义勇军退往抚松，拟利用抚松一带天险坚持抗战。但抚松支队司令王永成已叛变投敌，唐失去退路，只好化装潜赴北平。其余部数千人由第七路司令郭景珊带到热河，另有千余人在第十九路司令王凤阁带领下，在通化与辑安、临江交界的深山密林中坚持作战。至此，辽宁民众自卫军终于瓦解。
由原东北军军官组建的义勇军，在辽宁除上述两支外，影响较大的还有原东北讲武堂“将校班”学员，后在北平“海陆空军副司令部”供职的李纯华所领导的辽南抗日义勇军；曾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第五处少将处长的高文斌领导的东北抗日军蒙边骑兵。此外，还有以于百恩为司令的第十二路义勇军；以潘贯儒为司令的第五路义勇军；以原热河汤玉麟部上校炮兵总监耿继周为司令的第四路义勇军；以王显廷为司令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以由督范、孙兆印、谢利亭为首的义勇军；以赵大中为司令的第四路义勇军等。这些部队在抗日斗争中均颇有建树，在此不一一赘述。
上述以东北军为骨干力量或由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组建的义勇军，由于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旧社会的种种弊端，如缺乏统一指挥，统一领导；长官意志决定一切，官兵不平等；封建割据，较少互相支持，甚至部分部队还存在着扰民行为，再加上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持，粮饷弹药无法接济，最后在强大敌人的打击下都失败了。然而，他们作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梯队，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东北及全中国的进程，激发了中国人民抗日热情，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御侮精神，为抗日联军的建立和发展开拓了道路，推动了全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为全面抗战提供了经验教训。他们所建立的功绩是不朽的，在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史册上占据着重要的一页。
2.2.2
东北义勇军主要战役
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奋战的行动震惊中外，在此感奋之下，张学良将军逐渐转变了其“不抵抗态度”，开始积极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其中尤以对辽宁义勇军的支持为最力。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海陆空军副司令部”军官李纯华返回故乡营口，于9月25日组织了“救国会”。1932年2月，张学良将军通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遣高鹏、马宏德、纪亭榭、杨文龙等10余人，到李纯华部担任政治、军事和对外联络工作。11月下旬，李纯华部改编为“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张学良亲笔下谕委任王化一为总指挥、李纯华为副总指挥。
是年秋，李纯华部在日军的疯狂围剿下，军需弹药接近告罄。李遂化装潜入北平，请求“救国会”设法支援。张学良得知后，允拨各式武器弹药装备20吨，令李由海路带回。这批装备据敌档案记载，内有“山炮4门、迫击炮4门、重机4架、轻机4架、炮弹2000个、手榴弹5000个、小枪子弹30万粒、无线电1台、被服、制帽二、三千件及其他等。李纯华部官兵获知张学良将军拨来军火支援，士气大振，纷纷表示多打胜仗，回报张学良将军的关怀之情。12月17日，李纯华部接运军火经岫岩关门山、黄花甸一带，与日伪辽阳县参事官成泽直亮率领的日军百余人、伪军700余人发生战斗。是役，日伪军采取陆、空联合进攻的战术，欲将李纯华部一举消灭。李纯华部不畏强敌，在义勇军邓铁梅、刘景文等部的配合下，与敌激战竟达4小时。张学良支援的军火在此役中起了重要作用。李纯华义勇军凭藉新补充的武器英勇杀敌，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这一仗，义勇军击毙日军少佐长冈以下50余人，生擒成泽直亮少将等数10人，缴获武器弹药一大批。李纯华义勇军声威大震。1933年1月，日伪调动大批铁道守备队和于芷山等部伪军向李纯华的第二军团发动进攻，李纯华军处境艰难。是时，张学良再次拨出军火资助，由联络员高鹏等人从陆路押运到热河硃碌科。李纯华抽掉主力，冲破日伪的围追堵截前往热河接应。不久，热河抗战爆发，李纯华的第二军团遂参加了当地的战斗。
自“九·一八”事变，东边镇守使于芷山即投降了日军，其部下唐聚五、李春润等爱国官兵拒不附逆，密议组织抗日武装。张学良积极推动唐聚五等奋起抗日，通过“救国会”派出联络员黄宇宙同唐等联系，并让黄带去了他的手谕，唐等接到张学良的手谕备受鼓舞，遂在桓仁宣布东边道14县反正起义，并组织了抗日义勇军。1932年8月15日，张学良委唐以重任，破格任命唐聚五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兼辽宁自卫军总司令，并授以中将衔。唐获张信任决心抗战到底，率军与日伪战斗数百次，曾收复东边道十余县之地，成为辽宁省最大的一支抗日力量。
原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少将处长高文彬与张学良关系甚密。“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任命其为蒙边宣抚专员，令其维持东北当局在该地的政权。1931年年末，高改编包善一、韩色旺等蒙古军队，同时收编一些绿林武装，组成义勇军第五军团。该军团下有7个梯队，约数万人，活动于辽西、辽北的通辽、辽源、开鲁、彰武、康平一带。1932年春，在开鲁县的一次阻击战中，曾消灭蒙奸甘珠尔扎布组织的伪蒙古自治军500余人，击毙该伪军顾问日本人松井大佐。
以上，仅是张学良将军支持义勇军抗战的几个例子。但从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张学良将军用心之良苦。但由于当时历史环境的限制，张学良还“不敢采取公开的行动来支持义勇军，因为他既怕被日寇作为寻衅的借口，又怕惹起蒋介石的不满。因此，他对义勇军的支持，都是秘密地在各种名义的掩盖下暗中进行的。也正因为如此，张学良对东北义勇军的支持是有一定限制的。”
当时，张学良给予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物资支援，以及指令和任命，多是通过“救国会”实现的。例如，张学良曾拨出很多枪械、弹药、被服和现款交由“救国会”转发给义勇军。从“九·一八”事变到1934年4月止，“救国会”共援助义勇军款项387000余元，其中有不少就是张学良拨付的。张学良还通过“救国会”向东北军派遣联络人员。车向忱、宋黎、张希尧、徐靖远、黄宇宙、苗可秀、张雅轩等百余人先后到东三省义勇军各部联络，仅辽宁地区，“救国会”就派去70多人，帮助义勇军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张学良还不断地用白绸条写成秘密手谕，经“救国会”任命义勇军各部长官，命令原东北军改编的义勇军同“救国会”合作。义勇军将领到北平，张学良均随时接待，慰勉有加。
由于“救国会”的档案在1934年被付之一炬，所以，张学良将军通过“救国会”联络、资助东北义勇军的详情已颇难查考，但我们从其它的一些史料中还能窥见到一般的情况。下面是我们从原救国会成员王化一的日记中摘引出来的部分资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仅王化一所知，1932年间，张学良将军就做了大量的义勇军工作：
“2月25日晚9点，引义勇军司令钱宝昌、郑桂林、于明甲、陈勃然、张一吼、徐伯林、艾中华、赵大中等见张副司令，慰勉鼓励并批给一部分子弹炸药等。”
“3月24日携义勇军司令项青山、孙经九见张副司令，因项在辽南沙岭一带立功，奖给怀表一支，并现款以示鼓励。”
“3月31日，张副司令发给项青山司令枪械子弹交会转发，为避免外交上麻烦，汉公支援义勇军事项，多交会转办。”
“6月28日，张副司令命代表慰问受伤义勇军和家属。”
“7月18日，汉卿同意调用参谋团人员为义勇军服务。”
“8月3日，携义勇军首领数人谒见张副司令。”
“8月6日5点，张副司令召谈：⑴
义勇军工作愈机密愈不显著愈好；⑵
东北军即将出关，协同动作。”
“8月11日，张副司令拨给冲锋机关枪32支。”
“8月29日，见张副司令商谈义勇军总指挥部有关问题。”
“9月26日，晚随张副司令在朱瑞峰主席宅会见朱子桥将军、杨志雄先生、张副司令同意后援会成立并以实力支持，但国府政策避免引起外交问题，以后有须联系问题嘱由我转达。”
“10月29日，接到东边报告，唐聚五总指挥已退出通化，引其代表谒见张副司令并拨发冯占海部弹药。”
“11月30日，夜谒张副司令商冯占海部队整编问题，他所带的全是吉林正规军队。副司令决定由救国会、后援会指导参加抗日工作。”
“12月15日，聚东边道将领于唐聚五宅，发给张副司令拨给的枪弹，并转张公的期望，特给自来德枪100支、子弹万粒。”
张学良将军呕心沥血地关怀、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虽未能改变义勇军最后失败的结局，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他确实成为东北义勇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有力支柱，对东北义勇军的抗战起了积极的鼓励作用。张学良将军的这一义举，亦将永彪史册。
⑴
榆关抗战。榆关背山临海，形势险要，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故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它是从关外到关内的重要通道，由此经华北平原可直抵平津，因而战略意义十分重要。
东北军何柱国部步兵第九旅奉命驻守这里，但处境却极为不妙。榆关南门外驻有日本铁路守备队，车站南不远亦扎有日本兵营，东门外不远又驻有日本关东军。因此，第九旅的一举一动都在日军的监视之下。且榆关又在日本海军的大炮射程之内，另受五眼城至吴家岭一线日军居高临下的控制，故一旦开启战端，东北军第九旅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考虑到榆关的军事态势，东北军遂加强了榆关附近的军事力量。1932年7月，张学良任命何柱国为临永警备司令，除何所率独立步兵第七旅外，又拨独立步兵第二十旅、独立骑兵第三旅、炮兵第七旅第十三团一个营和工兵第七营归何柱国指挥，驻守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五县及都山设治局等地域。兵力增加后，何柱国即制订了下述防御计划：①
将主力配置于北戴河一线，如遇日军攻击，即以此为与敌决战战场；②
以榆关为警戒线，驻兵力一团，先实行阻击。
对于山海关要隘，日军早已垂涎良久，因此多次挑衅，寻机攻占。1932年10月1日，日伪军警察进入山海关城内捣乱，挑起第一次山海关事件。是日下午5时，日籍伪警10余人欲闯入山海关之东罗城，被东北军六二六团守军禁阻于门外。但另有10余名伪警从南门混入，把东罗城门锁砸开，将门外伪警一并放入，强行占领了东罗城门楼，旋拟进占天下第一关，并开枪打死守军兵士一名。守城士兵即行还击，交火中一日籍伪警毙命。事件发生后，日军驻山海关守备队即作进攻准备，绥中日军步兵第四旅团亦作好进攻姿态。在日军的军事压力之下，何柱国虚以周旋，经与日军秦榆守备队长落合、参谋三浦、伪警队长柳原谈判，双方达成以下协议：①
事出误会，双方皆无责任；②
此后，满洲警察不得武装进城；③
东北军死亡兵士一名由彼方偿洋1000元，死亡满洲警察一名由东北军偿洋3000元。这一协议显然有利于日方，事件遂得平息。
11月底，日军采取拉拢政策，鼓动何柱国在滦东和热河地区成立独立自治区，以切断关内同关外义勇军的联系，允帮助何拿下热河，进军平津，使何取代东北军首脑地位。何柱国未为所动，但便于全面应付，推说事关重大，容认真考虑决定，并将此事详禀张学良。日军因未得何柱国肯定答复，即继续施以压力。12月8日晚10时，日军步兵第五联队第九装甲列车开进山海关车站，炮击榆关城内，挑起了第二次山海关事件。炮击后，日步兵第五联队长即率军向山海关快速前进，第八师团第四旅团待命出动，第十六旅团一部亦前往增援，榆关形势骤然紧张。
9日，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永津佐致函北平军分会常务委员荣臻，颠倒是非，向中方发出恫吓。信中说：“本年12月8日午后10时过后，有驻锦州日本军装甲列车拟照常赴山海关车站装水时，忽被长城附近之何柱国军所射击，因此不得以而应战……何柱国近在山海关，时常污辱日本侨民，并屡出挑战的态度，因有前项情形，将恐发生事故，无论发生如何之不幸事件，亦由贵军方面负责。因特预先警告，即希查照为荷。”荣臻收信后当即复函加以驳斥，内称：“8日晚10时过后，有日方军用铁甲车开入山海关车站时，忽向城内连开十余炮，即经司令部派员向日方宪兵队交涉，日方谓当时铁甲车曾被射击，故而还击。调查我方军队均无向铁甲车开枪情事。结果至9日上午2时左右，彼方始停攻击，现正与日方开诚商洽解决办法中。请商由日本公使馆武官知照驻榆日方军队，迅与司令部商榷办法，俾得圆满解决。”
10日，何柱国出面交涉，日军秦榆守备队队长落合将何引入密室，催促何立即宣布独立，并应给款200万日元前渡金，由何个人支配，军队全部饷械亦由日本供给。紧接着即威胁说，如何柱国不答应，关东军则采取直接行动，占领并封锁长城各口。日军侵占榆关的祸心图穷匕见。何柱国先作缓兵之计，称独立自治可作考虑，数日后将明白答复。交涉后，何柱国深感日军进攻在即，除作誓死抵抗外，已再无其他选择，遂星夜赶往北平，同张学良商讨全面军事部署。
接到何柱国的报告后，张学良急速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决定：由商震的三十二军开赴滦河（后转冷口）支援何柱国部；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开赴喜峰口；王以哲部开赴古北口（后改关麟征和黄杰的中央军）；万福麟和缪澂流部推进到何柱国右翼界岭口以北地区。1933年元旦晨，榆关告急，何柱国奉命赶回榆关前线。是日夜，榆关抗战爆发。
1月1日晚9时30分，日便衣队特务数名向何柱国军开枪挑衅，伪警察队和日宪兵队亦向榆关城内开枪射击。驻扎当地的东北军独立第九旅第六二六团当即予以回击，日军山海关守备队随即投入战斗，两军陷于交战状态。
当夜，日步兵第五联队的一个中队赶来增援日军山海关守备队，联队主力亦向前推进。东北军奋力抵抗，枪炮之声于秦皇岛即有所闻。2日晨10时后，日军要求榆关守军开放南门，被严辞拒绝，遂派百余人攀登城垣，企图爬入，但未能得逞。午间，日军兵车三列开入山海关车站，运抵日军3000余人，野炮20余门，占据了南关车站及李家沟、吴家岭之线，以野炮、飞机向榆关城内大肆轰炸。同时，日军步兵利用木梯爬城强攻。守军六二六团官兵用大刀、手榴弹与敌格斗，前赴后继，沉着应战，虽伤亡30余人，但终将敌军阻于城外。
傍晚，日军第八师团长西义中将命令准备出动的步兵第四旅团长：“应一并指挥准备出动的各部队及由步兵第十六旅团增派的部队，与山海关守备队协力夺取该地。”第四旅团长铃木少将接到命令后，当夜率部从驻地出发，3日晨到达山海关车站，10时开始向榆关县城发动总攻。
日军飞行队第十大队一中队的全部8架飞机向榆关城内掷弹轰炸，同时以山野重炮20门、铁甲车3列、坦克20余辆、海军驱逐舰2艘，全力向榆关城南门附近轰击，城内外变成一片火海。紧接着日军又以步兵第五联队从水闸附近，以步兵第三十一联队从城墙东南角，以山海关守备队从南门附近向县城攻击。东北军六二六团官兵以猛烈的火力和迫击炮还击，战斗极为艰苦。鏖战中，东北军官兵牺牲惨重。一营营长安德馨在指挥作战中手部受伤，但他毫不顾及，裹伤坚持战斗。后，肘腿又中弹，依然在场督师。最后，头腿两处中弹，遂倒地不起。正午，日军突入城内，占领了城墙，战斗愈趋激烈。一营三个连长相继战死，排长以下士兵伤亡殆尽。
这时，何柱国亲率东北军第九旅六二五团驰往增援，但在秦皇岛附近遭到日本海军炮击，遂被阻隔。而榆关城内的东北军已开始与敌展开巷战和肉搏。下午1时30分，城内驻军六二六团待援无望，向城外撤退，榆关沦陷。
榆关失守后，何柱国即在北戴河一线布置防御。在战壕中，何柱国激励官兵说，日本不以逐渐征服中国为餍足，今意以灭绝中国民族为目的，故吾人唯一出路，在以全力御敌，吾人誓与国共存亡。此次日本无端攻我榆关，吾人力抵之，日方知我抱守死不退让之志。张学良亦来电鼓舞士气，饬令坚守。8日，张学良在致北平工会救国联合会的复电中表示：“邻族特强，凭凌无已，国家寸土，矢志存亡，贵在执戈，决心久具，远承勖勉，兼予声援，爱国热心，至深感佩，现在榆关方面，正在相持中，士气可用，誓与周旋。”但日军此时尚未制订出在关内作战的实施计划，故停止了前进。山海关一线的战事渐趋沉寂。
东北军榆关抗战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抗战史上却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时正值严冬，朔风刺骨，士兵所著之制服，仅为棉裤与外套一件，极为单薄，但均能坚守岗位，不为所动。士兵伙食亦很艰苦，或食高粱米粥，或食大饼子或面条，但感于日军侵略，均置艰苦于不顾。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之下，人人不怕牺牲，个个英勇抗敌，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使日军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支“有力部队”。尤其是安德馨营长牺牲壮烈，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当时华北各报，都有安德馨与天下第一关共存亡的详细报道，称赞他可与甲午中日之战在平壤战死的名将左宝贵媲美。安德馨为国捐躯，死后犹荣。在其公葬时，张学良曾赠匾额一方，上写：“重侔泰岱”、“守土共存亡先鞭作我三军气，挥戈思勇决信史传兹百世名”。
榆关抗战之后，热河抗战又拉开了帷幕。
⑵ 热河抗战。1933年的热河抗战，不仅关系到热河省和当地驻军的命运，关系到所有因“九·一八”事变陆续进关的数十万东北军将士的命运，而且事关平、津安危，华北存亡，为全国人民所瞩目。因此，当日军向热河发动进攻之时，张学良即声言誓守，准备反攻，以雪“九·一八”之耻。然而，由于南京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妥协方针，再加张学良将军军事指挥力不从心，热河当局又不战弃守等原因，热河抗战迅速失败。
热河是榆关之外沟通关内外的又一通道，是拱卫平、津的屏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担任热河省政府主席兼东北边防军热河驻军司令的汤玉麟是奉张时期的一员“虎”将。汤在讨郭（松龄）援沈之战、讨冯（玉祥）沽源之战、讨阎（锡山）晋北之战诸役中，曾为张作霖立下过“战功”，因而自诩“劲旅”，在东北军中素以骄横跋扈著称。1926年，他升任第十三军（后改编为第三十六师）军长，并率其所部入热河，后即大肆扩编队伍，到“九·一八”事变前，热河驻军计有东北路军第三十六师，汤自兼师长，辖一〇六旅（张从云）、一〇七旅（董福亭）、一〇八旅（刘香九）三个步兵旅，骑、炮兵各一团，工、辎兵各一营；另有东北陆军独立步兵第三十一旅（富春）、独立骑兵第九旅（崔兴武）、第十旅（石文华）、热河省保安骑兵第一旅（张国增）、热河省政府特务队（崔子衡），总兵力约3万余众。其中，第三十六师和第三十一旅是其嫡系，武器装备精良：长枪是德国造捷克式步骑枪，短枪是20发毛瑟手枪，每连配有捷克式轻机枪9挺，每团配有八二迫击炮及麻克沁或哈奇开斯重机枪各一廷；其余各部亦均装备有日造三八式武器。其官兵缺乏训练，中下级军官大半染有吸毒嗜好。汤玉麟本人不仅骄傲自恃，视热河为私产，以充军饷为名横征暴敛，中饱私囊，而且昏聩迷信，信奉道院扶乩，其左右常有一少校副官为其占课决疑。“九·一八”事变爆发，他惴惴不安，求乩问卜，听命于天。其后闻知“国联”派调查团来华，揣测事态或不致扩大，始令骑九旅进驻开鲁，第一〇七旅进驻朝阳一带，防守边境，并令保安骑兵第一旅进驻建平待命。
1932年春，日军曾两次组织小股兵力进攻热河。但其进攻在受到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军骑兵的阻击后，即转而采取促使汤玉麟归顺方针。事实上，日军在“九·一八”事变时就已将汤作为利诱的对象。当时驻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曾保护汤的家属离开沈阳经大连到天津。1932年4月4日，关东军司令部制定的“热河政策”曾明确规定，“暂时以支持汤玉麟，使之从速服从满洲国的统治为首要措施。”伪满洲国傀儡溥仪公布的由关东军提出的伪政府成员名单中，公然将汤玉麟列入（未到任）即是这种政策的注脚。当这种“外交手段”不能明显奏效时，日军才开始寻找种种借口，准备向热河境内发动进攻。这一时期，张学良鉴于热河问题重大，汤玉麟难当国防要冲，曾拟以万福麟取而代之，后因东北军元老张作相劝阻而作罢。汤玉麟得知此事，大为不满。张作相为此密派赵毅赴承德向汤婉陈利害，汤的态度始有转变。汤表示，他是国家疆吏，守土有责，誓死抗战，决不丧失国家寸土。但实际上，他当时“还是心怀携二，摇摆不定，对抗战并无丝毫精神准备。”
1932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了“石本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开始向热河边境的朝阳地区发起进攻。
石本全名叫石本权四郎，“九·一八”事变前夕，充任本溪牛心台复兴公司的理事长。他原是日本步兵少尉，因参加侵略战争有功，曾蒙五级金质勋章。“九·一八”事变时，石本恰在沈阳，他立即组织数百名日本浪人，配合日军行动，夜袭新民府，占领粮食库、弹药库，为日军进攻辽西提供情报，受到关东军的赞赏。由于石本表现出的对关东军的忠心，再加其有长期居住中国辽宁达23年之久的历史，精通汉语，熟悉东北各地情况的特点，于1932年4月，被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罗致幕内。此后，本庄繁即任命石本为义县、北镇、锦县一带的联络员，并将诱降汤玉麟的特殊任务交给了他。石本接受任务后，只身进入北票，秘密建立了“关东军司令部北票联络所”，大肆进行特务活动。他还多次潜入热河，引诱、威逼汤玉麟投降伪满洲国。
朝阳县义勇军李海峰部决心严惩这个气焰嚣张的日本特务。7月中旬，他们派人进入北票城内，摸清了石本的活动规律，遂制定出铲除石本的计划。7月17日上午，石本从北票火车站上车去义县，化了装的义勇军战士随同石本一起上了车。另一部分义勇军战士破坏了南岭至朝阳寺间破庙子附近的铁路，并埋伏起来准备袭击列车。下午1时，火车开进南岭车站，又有几名义勇军战士乔装上了火车，并同已在车上的战友取得了联系，暗中将石本及其随员看住。火车行驶到破庙子，因铁路被破坏停车时，事先埋伏在这里的义勇军战士，即开枪向列车射击。石本见势不妙，起身欲逃，被义勇军战士抓获，一路看押，解至义勇军设在义县的大本营。是年12月11日，李海峰等人将石本押到朝阳县北门外十家子河套枪毙。这个万恶的日本特务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按着国际惯例，中国队伍在中国的土地上逮捕、惩办日本特务，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却极力歪曲事实，并以此为借口，立即向热河展开进攻。
就在石本被逮捕的当天下午，驻锦州日军第八师团团长西义中将立即命令所部装甲车和义县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向朝阳寺急速前进。朝阳寺是热河境内的一个重镇，由热河驻军董福亭旅二一四团第三营驻守。日军抵达后即向第三营攻击。该营被迫还击，激战二小时，营长受伤，遂率部北撤，朝阳寺为日军所占。7月19日，日高桥支队由锦抵达朝阳寺，立即对车站附近实行占领。
是日，日军第八师团参谋吉冈又率日军一队及装甲车，不顾热河驻军“嘱彼切勿前往”的警告，强行向南岭前进。刚刚增援至此的董福亭部第八连，在王代营长的指挥下，登山防御，后因寡不敌众而撤出阵地。晚9时30分，日军占领了南岭。此后，日军又多次派出飞机对朝阳、热河等地区进行威胁或轰炸。但由于当时的日本政府为了改变其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才令关东军暂时停止对热河的进攻。
热河战事的沉寂并不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有任何收敛，相反，却正可利用这一段时间调集军队，做好全面攻击热河的准备。1933年元月初，日军即开始向榆关发起猛烈进攻并迅速占领之。在日军占领榆关后的1月11日，日军陆军省声明：“热河省系旧东北四省之一，与其他三省有不可分之关系。当满洲国宣言独立之际，热河亦明了宣布为满洲国之一部，即对李顿调查团之质问，满洲国当局亦声明其国境系万里长城……因是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为俨然之事实也。其中该省内捣乱治安者，为满洲国之不逞分子，其侵入省内者为侵略者。为自卫计，当讲讨伐手段，而与讨伐苏炳文与马占山同，仅为国内之事，非由他方所得置喙者也。”1月21日，日外相内田在贵族院开会时称：“关于热河问题，余所欲加一言者为满蒙与中国以长城为境界，此事考察历史，则无议论余地。且热河省为‘满洲国’之一部分。征之‘满洲国’建国宣言亦可明白矣。然最近热河省内非独立有扰乱治安者，又有张学良麾下之正规军越过国界，侵入省内，日满议定书规定‘满洲国’内部之问题。同时日本因有条约上之义务，对此抱重大关心矣。”日本的这些声明贯穿着一条强盗逻辑，可谓无耻至极。
为了抵御日寇的侵犯，早在榆关沦陷后的1月8日，张学良就在北平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了日本的阴谋，表示了彻底抵抗的决心。张说：日军破坏和平，进犯榆关，我方委曲求全，煞费苦心。目前和平既已无效，则惟有以吾人的精神与赤血，贯彻抵抗，以保祖国而伸正义。日本曾在国联倡东三省纵可归还中国，亦决不肯归还张学良，张氏不能准许其他中国军队开入东三省。是日方之侵略中国者完全以余一人为对象，以举国之力侵略中国亦即不啻以举国之力加余一人。其意若谓中国对日的一切事端皆余一人所造，故衔恨也至深。诚如是，则余几不成为中国历史上之唯一伟大人物？然余固不敢承也。要知张学良不过为中国军人之一分子，为国家服务之一分子，爱国一如中国人之一分子而已。须知日人所要索者为我人之血，不唯余不能给予，即任何中国人亦不能给予。1月下旬，张学良亲赴南京秘密拜会蒋介石。蒋介石为了应付全国舆论和照顾张学良的面子，答应由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北上解决热河问题。
张学良返平后，2月2日晚，各方人士朱庆澜、张作相、王以哲、王化一等同往拜见，商讨热河军权统一、义勇军指挥权移交军分会以及后援工作等问题。11日，宋子文携秘书周象贤、顾问端纳飞抵北平。宋到后，连日同张学良密议热河防守问题，并作了初步决定：“军事部署是成立两个集团军。每集团军各辖三个军团：第一集团军由张学良自兼总司令，指挥东北军的主力和黑龙江两个旅，万福麟担任一个军团长（另两个军团当时未成立）；张作相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团（并未成立）长，指挥的部队是孙殿英一个军团（实际是孙的一个军），汤玉麟一个军团和冯占海的新编六十三军及各义勇军，后增加张廷枢（张作相的儿子）的第十二旅，并规定由山西阎锡山拨两个骑兵旅（一兵未派）。两集团军作战地境线的划分是：由凌南、凌源、平泉到承德的公路迤南归第一集团军，北归第二集团军。”应该说，这个决定是有些草率并缺乏约束力的。这不仅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而且即使是当时“这样重大的军事决定，事前张作相并无所知”。
16日，上海、平津各界人士、各团体在外交大楼成立“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会上通过章程并决议：㈠
通电全国人民报告热河后援会成立，要求全国一致起来援助；㈡
通电全国军政官兵，请一致团结御侮，并推定朱庆澜等数人为常务理事，又决定朱等次日同宋子文等去热河，察看情形，进行援助。”当时宋子文、张学良亲临致词，并发表了抗战言论。
17日，宋子文发表了《致热河前方将士守土词》。内称：日军“最近夺了榆关，又侵犯热河，到现在我们全国人都彻底地晓得强盗临门，唯一的生路就是武力自卫，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拼死才是唯一的生路”。“诸弟兄们……机会来到了，为中华民族争人格在诸君；替全世界打倒强盗维持公理，也在诸君。诸君的血，要凝结做光荣我民族的灯塔，向天下永放光辉，诸君的气要激动全世界弱小民族使一齐抵抗强权，获得自由平等”。“诸君放心，你们的牺牲是有全国作后盾的，你们打到天边，全国人亦追随你们到天边，你们打到海底，全国人亦追随你们到海底”。同日，宋子文与张学良赴热河视察，携同前往的还有朱庆澜、黄炎培、穆藕初、杜重远、张作相、孙殿英及张学良的随从人员等，晚间到达承德。18日，宋、张同汤玉麟会谈后，午间在热河省政府各界欢迎会上又一次发表了抗战言论。宋在致词中说：“奉劝吾全国各界，化除成见，团结一致，努力抗日。子文亦当随各界之后，在职一日，尽职一日”。但实际上，宋子文也并无抗战决心。几天来，他一再慷慨陈词，不过是借抗战之名，树立个人威望，增加其政治资本罢了。是日，张学良等自承德发出电稿两通。其一是由宋子文、张学良署名的致日内瓦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的，大意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决心抵抗日寇的侵略，现集中兵力保卫热河，请向国联和全世界声明；其二则是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冯占海、宋哲元等27名守卫热河有责的将领署名向南京及全国的通电。谓：“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学良等待罪行间，尤具决心。现已遵照中央确定方针，简率师旅，积极进行，只求有利于党国，讵敢更计及发肤，诚以时急势迫，至此以极，舍奋斗无以求生，舍牺牲无以救死，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幸而成固可复我河山，雪莫大之耻辱，倘不幸而不成，亦可振我军誉，扬民族之精欧”。显然，张学良等一行的主旨在于政治舆论，而军事意义简直微乎其微了。
宋子文、张学良等在承德停留一日便返回北平。当此之时，张学良才匆忙将军事部署告知张作相，嘱其暂留承德一宿，与汤玉麟等协商作战计划。张作相是张作霖、汤玉麟的老“把兄弟”，对于张学良是父执，素有浑厚之名。但张作相也并不比汤玉麟高明多少，他既无威以制人，也无智以服人，在热河危急的关头被推到第一线，不过是个应急措施罢了。当晚在热河省政府举行的军事会议上，汤玉麟先是否决了张作相提出的为便于指挥将汤所属部队分别集结编成两个军的提议，继而提出补发军饷、被服、械弹等一系列张作相无权解决的问题。同汤玉麟沆瀣一气的孙殿英明确表示支持汤的要求。由是，会议开至夜半毫无结果。19日，张作相赶回北平时接到军分会关于他的正式命令，并由宋子文拨款20万元，权作热河抗战经费，限期组织作战机构，出发承德。张作相仓促间勉强将第二集团军司令部编成（按编制不足二分之一）。
属于第一集团军的第四军团自张学良承德视察返平后开始动员。这个军团辖东北军五个旅，即丁喜春独立步兵第八旅、缪流独立步兵第十六旅、孙德荃独立步兵第十九旅、王永盛独立步兵第二十九旅、于兆麟独立步兵第三十旅。其中，第二十九旅、第三十旅是万福麟的嫡系，“九·一八”事变以来分驻北平近郊和宣化、怀柔、密云等地。1932年10月间，万福麟带领这两旅由喜峰口步出关外，进入热河。该军团部和第二十九旅驻平泉、三十家子一带，第三十旅驻凌源城和叶柏寿一带。第三十旅右翼与十六旅相连，左翼与守赤峰的孙殿英部相接。
当张学良仓促调兵遣将作应战准备之时，日本关东军已完成作战布置。1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大将下达了进攻热河的预备命令。2月10日，关东军召集各兵团主任参谋宣布了热河作战计划，其主要点是：“攻占热河的目的，在于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并为消灭扰乱满洲国的祸根即华北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进而确立满洲国的基础。作战计划的方针，在于以第六师团及满洲国的张海鹏部队首先向热河省东境方面作战，在平定该方面兵匪的同时，尽可能把反抗分子牵制在北方。接着，以第八师团等部队迅速向接近河北省境的热河省南部进兵，构成铜墙铁壁，把华北和热河省真正割断。这样，不仅会对华北张学良的势力造成很大威胁，而且使热河省内的反抗分子陷于孤立无援。尔后再将敌人压向西面或西南聚而歼之。”计划要求，“要在结冰期间结束主要作战行动”。“为此，这一作战要从2月下旬开始”。2月17日，关东军司令官下达了作战开始的命令：“第六师团长应以主力于2月23日，从打通铁路沿线出发，在消灭开鲁、绥东、阜新一带的兵匪后，接着向天山、下洼、朝阳一线前进”，“进一步向赤峰及林西、多伦方面作战”。“应以较强的一部于2月23日，从朝阳寺附近出发，由北票铁路方面经朝阳、建平附近向赤峰方面作战”。“第八师团长应以一部于2月23日开始行动，迅速占领北票一带，掩护北票铁路的整修”。“应以较强的一部掩护军主力的侧背；以其余的主力成二路纵队，于2月27日，从北票附近及绥中西北热河省境附近出发，尽快向建昌附近至其以南一线挺进”，“尔后以主力占领承德及古北口”。“关东军飞行队长应以一部协助第六师团，以主力协助第八师团作战”。日军各部队接到命令后，即分别作了前进部署。
2月19日下午1时，日军第八师团听到南岭隧道方向有爆炸声，恐北票铁路线设施有被破坏从而打乱作战计划之虞，遂经关东军司令官批准，于20日，提前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声言“盼望已久的进击热河”的攻势。东北军热河抗战从此亦全面展开。
2月21日，日军第六、第八师团前锋协同伪军分三路向热河发起进攻：北路由通辽进犯开鲁；中路由义县进犯朝阳；南路由绥中进犯凌源。东北军也分三路应战：北路为第九军团孙殿英战斗地带，有孙部两个师，义勇军冯占海、李海青、刘振东、邓文等部和第五军团汤玉麟所部第九旅（崔兴武部）；中路由第五军团第一〇七旅（董福亭部）守南岭、北票；南路有第四军团第三十旅（于兆麟部）迎战日寇。
日军第八师团早川支队于21日拂晓乘火车到达朝阳寺站，尔后于6时以二路纵队向南岭及口北营子发动进攻。在南岭一线，日军以坦克车3辆、装甲车8辆、铁甲车8列、飞机8架、炮30余门，掩护日伪联合军4000余人，向南岭阵地猛烈冲锋。守军东北军一〇七旅二一四团第三营营长率第九、第十二两连奋勇抵抗，渐为敌所包围，不得已遂退向口北营子，集合兵力，与敌再战，经数小时，与敌肉搏三次。东北军一〇七旅二一三团董团长率所部第三营及二一四团第五连由右侧方迂回接应。日军旋又增加坦克车4辆、飞机4架、大炮十数门，压迫董团前进。与此同时，日军又以铁甲车1列、装甲车3辆向北票附近的东北军一〇七旅二一四团第一营的第三、四两连进攻。薄暮时分，东北军二一四、二一三团不支，乃将所部集结于北票附近，早川支队尾随追击。22日午前，与铁道第一联队第二大队的装甲列车一起攻入北票。24日晚，早川支队与第八师团第四旅团主力及第十一旅团主力一齐到达朝阳以东、以北既设阵地前，25日拂晓向朝阳攻击前进。东北军第一〇七旅虽尽力作了抵抗，但终未能挽回颓势。正午前，日军攻占朝阳城。是日，北票、朝阳、开鲁均已陷落，南路腹背受敌，形势严重。此后，日军第八师团主力即集结朝阳，拟于伪满建国的3月1日继续向前推进。
当时王化一、杜重远正在抗日前线作宣传鼓动工作。2月26日夜，兼任义勇军第二军团总指挥的王化一由硃碌科驱车赴凌源同于兆麟、彭振国（义勇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唐聚五（义勇军第三军团总指挥）等开会，讨论形势及配合作战计划。会上决定李纯华率第三军团参加作战。王化一即刻返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实际情形，请求火速增援，展开全面抗战。
28日，王化一返抵北平，向张学良详陈在热河所见所闻，及前方将领凌源会议的意见，明确提出，汤玉麟无抗日决心，前线兵力单薄，应火速作准备，并应由山海关出击，在热西布防。张学良称，东北军已陆续前往前线，并请王催促张作相立即出发。当晚王会见张作相，张决定即刻动身赴承德前线。但张设在承德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不过是空架子。到达赤峰的孙殿英部观望不前；冯占海等义勇军因开鲁失陷，节节西退；增派的东北军独立步兵第十二旅先头部队刚刚开到古北口；所指望的汤玉麟又无视紧张局势。因此，张作相一到承德即陷入进退维谷、一筹莫展的困境。
3月1日，日军第八师团主力与骑兵队沿朝阳—凌源—平泉公路前进。下午，在叶柏寿附近同东北军独立步兵第十三旅相遇，遂展开叶百寿战斗。日军步、骑在日“飞行队”的配合下，向东北军第三十旅阵地发动猛攻，东北军伤亡甚大。旅长于兆麟向第四军团部求援，军团部遂令东北军独立步兵第二十九旅六八四团增援，但在敌优势兵力的压迫下被迫向平泉撤退。3月2日，日第八师团主力到达凌源时，与该师团由绥中方面进入热河的混成第十四旅团的米山先遣队会合，占领凌源后，继续向平泉推进。撤退平泉的东北军第三十旅与第二十九旅会合后，奉命同第四军团的东北军第八旅、第十六旅、第十九旅一起向喜峰口方向撤退。在第四军团撤退中，日军以装甲汽车为先头部队，数次突入东北军行列，东北军伤亡惨重。撤退前，第十六旅曾在喇嘛洞子一带给西犯的日军以迎头痛击，缴获大批战利品。其中有日军旗、战刀、钢盔、机枪、通讯器材和日军求神保佑的“千人缝”、“护心佛”等，受到张学良和北平军分会“战绩辉煌、忠勇可嘉”的赞扬。
3日晨1时30分，日军进入平泉城。当日上午11时，日军第八师团进入凌源城，下午5时下达了向承德前进的命令。
是时，承德风声鹤唳，乱作一团。富室巨商、军政眷属，已纷纷向平津逃窜。3月1日，汤玉麟开始向平津征雇大批汽车，抢运私产，向天津租界输送。2日，北平军分会上校参谋王仲升受张学良派遣到承德传达命令，用电话同万福麟联络才知万已将第四军团撤进喜峰口各要隘。“当时万福麟指挥的东北军有五个旅及炮兵数团，兵力尚不单薄”，但叶百寿一战后，即一退再退。张作相曾与万福麟通话，“请其勿遽撤退，万福麟不理，电话中断，以后即失去联系，致使承德的大道完全敞开，致日寇如入无人之境。热河的失守，万福麟也应负极大的责任。”
3日傍晚，日军第八师团抵达承德东六沟。这时，汤玉麟在承德附近尚控制有两旅之众，承德以东的黄土梁子尚有险可守。张作相也曾一再催促汤玉麟在该地布防。汤鉴于形势危急，才不得不令其部队出动。但在军队出发途中，官兵哗然，要求先发三个月军饷才能开拔到第一线。商会等少数团体听到这种消息后，就密派代表到前方向日寇表示欢迎。而东北军高级指挥官张作相、汤玉麟对此竟毫无所闻。当张作相得知真相时，形势无法挽回，乃于当晚将其司令部人员先行撤退。
在赤峰方面，中国抵抗部队的形势也极为不利。日军第六师团前锋于3月1日黄昏抵达赤峰以东，当即与在此地驻防的第九军团第一一七旅第二团发生战斗。两军展开肉搏，一一七旅第二团死伤枕藉，其中第一营官兵全体牺牲。2日拂晓，日军再次发动进攻。第九军团一一七旅第五团驰往增援。战至下午4时，第九军团撤退，日军进入赤峰。
4日晨，张作相在承德的旧将军衙门里还未离开，城内人喊马叫，嚎哭逃难之声已不绝于耳。当时，在张作相身边的只有总部参谋长安玉珍、参议赵毅、秘书长德寿等寥寥数人。张坐在木椅上，泪流满面，毫无主张。其僚属提出先退到古北口再作计议。于是张作相被副官、卫士推上汽车，逃至古北口驻下。汤玉麟也率其残兵败将离开承德逃往滦平。是日上午11时50分，日军仅以128骑即将承德占领。
4日傍晚，汤玉麟由滦平给古北口打电话，要求当时在古北口的王化一转达张学良，允其由古北口转回北平。张学良得悉后责其带队反攻，如不听命令，即以军法从事。但已被日军吓破了胆的汤玉麟并未执行命令，却伙同孙殿英西窜了。退入喜峰口的万福麟也曾致电张学良要求回北平，张厉声斥责“你要求回来，拿头来见我！”但张学良想通过杀一儆百来振作军队的方法已经不灵了。
5日，张学良召开军分会紧急会议，急令古北口驻军严阻逃军入境，并令张作相、万福麟等严守长城防线。会后，张电请国民党中央将热河不战而退之将领予以严惩，并下令通缉汤玉麟。
张作相退至古北口时，口内只有张廷枢旅的一个团。日军如由承德轻骑疾进，一昼夜可直捣北平。为防敌突袭，张学良命第七旅前往增援。第七旅官兵为雪“九·一八”北大营之耻，慷慨激昂开赴前线。旅长张政枋刚出医院即赶赴前线。王志军团开赴口外在青石梁、小黄梁布防；赵镇藩团开赴右翼黑石峪布防；其左翼由张廷枢旅派一个团去布防。7月，日军步兵第十六旅团及骑兵第八联队来犯，先以装甲车10余辆进攻东北军阵地，触中地雷，又遭王志军团伏兵的夹击，遂缩回。次日，日军陆、空联合进犯，王团奋勇抵抗，不稍退却，东北军一部阻击敌骑兵第八联队。同日，王以哲赶赴前线重任第七旅军职，与敌激战数日。但在敌人的压力下，第七旅被迫向古北口内撤退。
至18日，从潘家口经喜峰口到董家口的长城线均为日军占领，热河省全部沦陷。
热河迅速沦陷的最主要原因则在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如无此原因，热河抗战即使终不能持久，亦不至于在旬日之内即迅速失败。
“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采取不抵抗主义。在东北即将沦亡的生死攸关的时刻，亦未派出一兵一卒到东北援助作战。上海“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又破坏十九路军的抗战，与日本订立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热河抗战爆发时，蒋虽迫于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战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做“唯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罪人”的抗日表示，但亦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不肯见诸于具体行动。相反，他却在南昌积极指挥中央军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其间，宋子文的税警团曾北上，欲增援热河，但在途中即遭蒋严令制止。如是，热河抗战仅限一隅，而难成举国一致的局面，最后走向迅速失败。由此可见，热河沦陷蒋介石应负最主要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