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三、专家文选 高句丽：一个民族的兴衰

五女山文艺

三、专家文选

高句丽：一个民族的兴衰

魏存成

高句丽既是一个民族的名称，又是一个政权的名称
作为历史上的一称谓，高句丽既是一个民族的名称，又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其间还曾被作为中原政权所设置的地方机构县的名称。它们的沿袭关系是族名～县名～政权名。
高句丽民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少数民族之一，高句丽民族名称的出现，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在鸭绿江中上游地区、图们江流域和朝鲜半岛北半部的广大地区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其中玄菟、乐浪所属居民，《汉书·地理志》记“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玄菟郡设有高句丽县，东汉末年应劭为其作注曰：“故句骊胡。”这里所说的“句骊”，就是指高句丽民族。高句丽县的地点在哪里，《三国志·东沃沮传》记为“句丽西北”，《后汉书·东沃沮传》记为“高句骊西北”，这里所说的“句丽”、“高句骊”，同样是指高句丽民族而言。据近年考古发现，高句丽县被确定在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当时这里同样有高句丽民族居住，但是高句丽民族的活动中心并非在此，而是在其东南，即今浑江流域和鸭绿江中游的辽宁省桓仁和吉林省集安地区。
高句丽政权建立于公元前37年，据《好太王碑》和《魏书》、《三国史记》等碑刻、文献中记载的高句丽创始传说，高句丽政权的创始人朱蒙本是高句丽北边、以今吉林市为中心的我国另一个少数民族夫余族的王子。高句丽政权建立的时间见于《三国史记》。文献还记载，高句丽有五族，又称五部。对此《三国志·高句丽传》是这样记载的：“（高句丽）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楼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楼部代之。”《后汉书·高句骊传》是这样记载的：“（高句骊）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消奴部为王，稍微弱，后桂娄部代之。”这两部史书都记载着一个相同的历史事实，即“本涓（消）奴部为王，稍微弱，今（后）桂娄部代之”。对此，学术界普遍认为，涓（消）奴部即是《三国史记》所记原居住在沸流水上游“累世为王的“沸流国”，而“今（后）桂娄部代之”，则是指朱蒙称王建立高句丽政权。
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初，其势力只限于浑江流域。东汉时期高句丽发展较快，《后汉书·高句骊传》记：“高句骊，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貉，东与沃沮，北与夫馀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随而为居。”则是以桓仁、集安、通化地区为中心，西边占据了新宾一带，北到辉发河流域和第二松花江上游，与夫余相接，东至延边，南至清川江，与乐浪为邻。东汉末三国时期，由于公孙氏和魏将毌丘俭先后征伐，高句丽西进受挫。4世纪初，高句丽占领乐浪、带方，其势力向南发展到了大同江、载宁江流域，开始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争雄。4世纪中叶，慕容皝又一次远征高句丽，“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晋书·慕容皝传》）。但是中原战乱不止，高句丽西邻的慕容鲜卑势力日趋衰弱，于是到5世纪初，辽东之地终被高句丽占有。与此同时，高句丽向北发展，公元410年其势力到达吉林市之夫余故地，后来便和从松花江下游南下的勿吉族相衔接。427年迁都平壤后，高句丽又把南边作为主要发展方向。475年长寿王率兵攻破百济都城汉城，迫使百济迁都熊津（今公州），高句丽的势力到达汉江流域。至此，高句丽政权的统治范围达到了极限。6世纪末，隋王朝统一南方，国力大增。而在这时，高句丽王却率骑兵寇辽西，于是又引发了隋唐两代与高句丽之间长期的战争。645年，唐兵渡过辽水，收回了被高句丽占据了240年的辽东。又过了20多年，至668年，唐兵攻克平壤，在历史上持续了700余年的高句丽政权灭亡。
在这期间，自5世纪开始，高句丽改称高丽；另，高句丽、高丽之名称，在不少文献中又往往记为高句骊、高骊，而且有的是同一种文献，高句丽和高句骊，或者高丽和高骊前后并用，可见“丽”和“骊”二字是通用的。
高句丽与中原的政权且战且和的关系
在上述700余年之中，尽管高句丽政权与中原政权发生了多次战争，但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两地仍始终保护着密切的联系。
早在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前，中原的势力和文化就延伸到了后来高句丽活动的地区。据文



献记载，公元前300年前后，燕昭王派大将秦开却东胡，扩边到朝鲜半岛的西北部，近年在大宁江沿岸已发现了燕国长城。另外在桓仁、集安以及鸭绿江、图们江流域等广大地区，先后发现了数批燕秦汉货币和燕国系统的铁器。1980年在集安还发现了刻有铭文的赵国青铜短剑，1991年在长白县又发现了赵国蔺相如铜戈。
公元前37年，朱蒙建立政权，“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说明当时他开始自称为王。四十年后，王莽曾强迫调发高句丽兵伐胡，高句丽兵皆逃出边塞，王莾派将击之，并“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三国志·高句丽传》），“更名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后汉书·高句骊传》）。之后又过了二十年，到公元32年时，高句丽王遣使朝贡，光武帝才“复其王号”，这是《后汉书》的记载，《三国志》记“始见称王”，说明一直到此时，高句丽王的称号才得到中原政权的承认。
虽然高句丽王得到了中原政权的承认，但是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高句丽政权仍和建立政权之前的高句丽族一样，继续归汉玄菟郡或辽东郡管辖，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二世纪后半叶。对此，《三国志·高句丽传》中一段具体的记述，其曰：“汉时赐鼓吹伎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藉。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溇。沟溇者，句丽名城也。”高句丽从玄菟郡接受的朝服衣帻并非一般的馈赠，玄菟郡高句丽县的县令“主其名籍”，双方隶属关系就更为明确。高句丽“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此“东界”，是指玄菟郡高句丽县之“东界”。在“东界”所筑小城，“今胡犹名此城为帻沟溇。沟溇者，句丽名城也”，这里又联系到“高句丽”名称的来源和含义。历来有多种说法，依此记载，高句丽称“城”为“沟溇”，“沟”与“句”同音，“溇”与“丽”同声，“句丽”即是从“沟溇”转来，“高句丽”即是“高城”。什么是“高城”，根据高句丽城址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其实就是“山城”。高句丽城址绝大部分是山城，高句丽民族的全部生活时刻离不开山城，因此该民族取名“高句丽”，也就很合理自然了。
随着四郡的削弱，中原政权便开始对高句丽政权进行直接册封。文献记载中出现中原政权直接对高句丽政权的册封，最早见于公元355年前燕慕容皝对故国原王钊的册封，册封的官职爵位是“营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封乐浪公，王如故”（《晋书·慕容隽载记》），此时正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另据介绍，集安曾出铜印“晋高句骊率善仟长”一方，“晋高句骊率佰仟长”两方和“晋高句骊率善邑长”一方。这几方晋高句丽官印的时代应早到公元355年。既然高句丽政权的地方组织当时都可以接受晋王朝的册封，那么高句丽王更应该接受晋王朝的册封。文献中出现晋王朝对高句丽王的册封，是公元413年东晋安帝对高句丽第二十位王长寿王的册封。而正是自长寿王开始，一直到高句丽最后一位王第二十八位王宝臧王为止，历代高句丽王接受中原政权和南方政权的册封则连续不断，9位王达到27次之多，完全形成了一种惯例和制度。与此同时，高句丽也频繁派遣使者前往中原和南方，有学者统计，只在4至6世纪期间，高句丽派遣使者去十六国12次、北魏79次、东魏15次、北齐6次、北周1次，计113次；去东晋3次、宋22次、南齐5次、梁11次、陈6次，计47次。
正是由于以上密切的政治联系和频繁的交往，又促进了高句丽与中原、南方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关系快速发展。高句丽“立太学，教育子弟”（《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是在公元372年，由此开始，其“读书习射”的传统一直延续不断，所读之书，则是五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同样是在372年，佛教也从中原传入高句丽，之后便迅速流行开来。唐初，道教又从唐王朝传入高句丽，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足并立的局面。至于在高句丽考古工作中所发现的自中原、南方传入的文物和影响，则更是数不胜数。
700年的统治留下了精彩的高句丽山城和数以万计的墓群
高句丽政权在历史上存在长达705年之久，迄今在上述广大区域内仍保留着丰富的遗迹。高句丽遗迹的发现，以好太王碑为最早，时间在清朝末年。总的看来，高句丽的遗迹主要是都城、山城和墓葬三大类，而在这些遗迹的调查发掘中还发现了多种遗物，包括有名的碑刻等。
高句丽都城从大的地区来看，可以说是三治两迁，即初都桓仁，公元3年一迁集安，427年再迁平壤。文献记高句丽五世纪以后的都城是山城与平原城相结合，高句丽王战时上山，平时则居于山下平原城。而据考古发现，这种山城与平原城相结合的布局在以集安为都的时期已经具备，而且在以桓仁为都的时候也可能就开始了。
桓仁的高句丽都城，经调查发掘，五女山城已被确认。五女山城位于桓仁县城东北8.5公里，浑江对岸的五女山上，西南北三面以悬崖为壁，只有东侧和东南侧山势稍缓，在半山腰石筑城墙。而距五女山城不远，还有一座土筑的平原城下古城子古城。文献记载高句丽始祖朱蒙刚来之时，此地原有一城。如果该记载可靠，则有可能是下古城子古城，但该城的具体情况还有待于详细调查和发掘。
集安的高句丽都城有两座城址，一座是集安市区所在的平原城，另一座是市区西北2.5公里的山城子山城。前者即文献记载中的国内城，后者即文献中记载中的尉那岩城和丸都城。集安市区平原城略呈方形，石筑城墙，周长2741米。山城子山城呈簸箕状，城墙沿环形山脊以石垒筑，周长6947米。城内发现石筑瞭望高台、石砌蓄水池和大型宫殿址。公元3年，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明王“迁都于国内，筑尉那岩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当时的国内城还是平原城石筑城墙下的汉代土城，石城是后来高句丽修筑的。尉那岩城始筑，是作为山下土城的卫城，后来由于战争，高句丽再次修筑，并曾移都于此，而且城名改称为丸都。
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其山城是大城山城，平原城是距大城山城不远的清岩里土城或安鹤宫。大城山城位于今平壤市区东北六七公里的大同江北岸山地上，同样呈簸箕状，城墙沿山脊走向以石垒筑，周长7218米。大城山城的年代，原报告认为是4世纪末至5世纪初。清岩里土城位于今平壤市区东北、大同江北岸的小山坡上，周长2.7公里，东北距大城山城4公里，城内曾发现被认为是5世纪末创立的佛寺址。安鹤宫位于大城山城南侧山麓，二城相距700多米。安鹤宫略呈方形，城墙土石混筑，周长2480米。安鹤宫的年代，有的认为与大城山城同时，有的认为晚于大城山城。
之后经一百多年，552年高句丽在平壤又开始兴建一座新的都城长安城，586年迁都于此。该城址是今平壤市区内古城，该城东、西、南三面由大同江和普通江环绕，周长23公里。城内依北高南低之势，依次分隔为内城、中城和外城，分置王室、衙署和居民，而且在外城还规划、修建了整齐的内有十字街道的里坊；为加强内城防御，在内城之北的山峰上又另筑北城。很明显，该布局之变化，是在高句丽原有都城布局的基础上又接受了北魏洛阳城的规划之后而形成的新的布局。
由于高句丽所在地区“多大山深谷”，而且高句丽政权自始自终攻防战争连年不断，文献记“高丽城雉依山”，一遇战事，“耕夫释耒，并皆入堡”（《册府元龟》卷985），所以分布广、数量多的山城便成为高句丽城址的突出特点。根据详略不等的发表材料，迄今我国境内发现的高句丽山城达百座以上，朝鲜境内发现的有三四十座，而延边地区和朝鲜东北部还有一些山城尚待进一步考察确定。
山城的规模大小不一，据初步统计，周长在1000～3000米的中型山城约占一半，其余3000米以上的大型山城和1000米以内的小型山城则大致等同，实际上小型山城应更多一些。大型山城多位于高句丽的西部防线、辽东至平壤的交通沿线和平壤以南的地区，修筑的时间大都在四五世纪之后。小型山城多是大中型重要山城的卫城或交通沿线上的关隘哨卡。
山城的类型，呈簸箕状的占一半以上，而且多为大中型，其城墙大都修在三面高、一面低的环形山脊上，主要城门开于山势低平之处，城内有纵深的山谷和开阔的坡地，便于较大规模的兵民驻防和器备储藏。
城墙的结构以石筑为主，其他还有土石混筑和土筑。土石混筑和土筑的多分布于高句丽中后期的西部防线和朝鲜半岛地区，说明其时代稍晚，而且与地理环境有关系。为加强防御，城墙上和城内都修建了瞭望高台、城内修建了蓄水池等必要的设施。
与都城布局相似，在几处重要山城附近还发现了平原城，而这些平原城多是原汉代的城址。
高句丽墓葬分布广，数量多，其类型大体上可分为积石墓和封王墓两大类。前者早，后者晚，它们的交替演变发生在四、五两个世纪。交替演变的原因之一，则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积石墓主要分布在我国境内，以集安最为集中，其中有数座规模巨大、砌造考究，属于高句丽王的陵墓。封土墓的数量并不比积石墓少，而且在我国和朝鲜都有大量分布，其中发掘和研究的重点是大中型封土壁画墓。迄今集安共发现高句丽壁画墓30座，其中绝大部分是封土墓。桓仁和抚顺各发现1座封土壁画墓。朝鲜发现封土壁画墓68座。
高句丽墓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高句丽王的陵墓。高句丽28位王之中，第1位王东明圣王的陵墓在初都之地今桓仁。该地史称卒本，文献记载高句丽王迁都今集安和平壤后，还多次到卒本祭祀始祖庙，说明东明王庙和王陵始终都在今桓仁没动。
第2－19位的18座高句丽王陵墓在集安，其中除文献所记第3位闵中王是葬于山洞中（石窟）外，其余的17座按高句丽墓葬类型的演变，都应是大型积石墓，如现存集安市区附近的太王陵、将军坟、千秋墓、西大墓、临江墓等则是其中突出的几座。
第20位王长寿王自今集安迁都平壤，其陵墓所在，学术界有的主张在集安（多认为是集安将军坟），有的主张在平壤（即被朝鲜学者认定为东明王陵的真坡里原编10号墓）。或者是这两座墓同为长寿王的陵墓，由于迁都，前者修完没用，实际用的是后者。
第28位王因政权被灭，死后葬在今西安附近。
这样剩下的21－27位的7位王，应该是葬在平壤附近，但是也有人主张归葬集安。
朝鲜境内的壁画墓中，有两座墓室壁上留有墨书题记。一是安岳3号墓、题记上记该墓的主人叫冬寿，墓葬的年代为永和十三年，即公元357年。冬寿其人，历史文献中有明确记载，他是十六国时期从前燕逃亡到高句丽的，死后葬于此。
另一座是德兴里壁画墓，题记中记墓葬的年代为永乐十八年，即公元408年，墓葬的主人做过幽州刺史，其姓名只留下一“镇”字。墓上的壁画中还有幽州所管辖的十三郡太守拜见图。对此，我国已有学者考证出：该墓所记的幽州是十六国时期后燕的幽州，曾做过后燕幽州刺史的墓主人“镇”是慕容鲜卑人。
在上述等高句丽遗迹的调查发掘中，发现了多种遗物，其中包括三块有字的碑刻。
第一块碑是毌丘俭纪功碑。该碑20世纪初发现于集安市区西北板岔岭，只存左上角，残长39厘米，宽30厘米，厚8－8.5厘米。碑文汉字，记载的是3世纪中叶魏将毌丘俭征讨高句丽的事项。该碑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第二块碑是中原郡碑。1979年发现于韩国忠清北道中原郡，高1.44米，宽0.49－0.55米，厚0.37－0.38米。碑文汉字，残缺甚多，记载的是当时高句丽向南发展与新罗之间发生的关系。
第三块碑是好太王碑。该碑是清朝末年发现于今集安市区之东4公里处，西南距好太王陵200米。碑用整块角砾凝灰岩制成，呈不规则方柱形，面宽1.35－2米不等，高6.39米。碑文四面环刻，计44行1775字，全部为隶体汉字，古朴方正。由碑文得知该碑系公元414年高句丽第20位王长寿王为其父第19位王好太王所立，碑文第一部分首先追述了高句丽的创始传说和前三位王的承袭关系；第二部分为碑文主体，具体记述了好太王一生的攻伐业绩；第三部分记的是对守墓人的规定。该碑是研究高句丽历史非常珍贵的文字资料，发现之后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重视。该碑至今仍屹立在集安原地，受到了中国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精心保护。
综上所述，迄今发现的高句丽主要遗迹中，高句丽都城的三个所在地，有两地在现今中国境内，时间自公元前37年至公元427年，计464年，占高句丽政权全部历史705年的三分之二；山城的分布，根据目前发表的材料，中国境内达百座以上，朝鲜境内的有三四十座；墓葬中积石墓主要分布在中国境内，封土墓则在中国和朝鲜都有分布，其中朝鲜的封土壁画墓比中国发现的多，而最具代表性的高句丽王的陵墓，分布在桓仁和集安的有19～20座，分布在平壤的不超过8座；遗物碑刻，规模最大、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好太王碑是在中国。显而易见，高句丽遗迹、遗物中的大部分和最具代表性的是分布在中国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