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高句丽民族

五女山文艺

作为历史上的一个称谓，“高句丽”既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名称，又是一个国家政权的名称。公元前37年（西汉元帝建昭二年）高句丽始祖东明圣王朱蒙（亦名邹牟），在纥升骨城（今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五女山山城）建国立都，号高句丽。公元3年（西汉平帝元始三年，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明王二十二年）高句丽迁都国内城，同时筑尉那岩城。公元427年（北魏太武帝始光四年，高句丽第二十代王长寿王十五年）高句丽迁都朝鲜半岛的大城山城。至公元668年（唐高宗总章元年，高句丽第二十八代王宝藏王二十七年），这一政权共存续了705年，创造了极其辉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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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高句丽之前桓仁地区文化
现今桓仁地区作为高句丽的发祥圣地，考古资料表明，早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其境内已经出现了人类活动，以牛鼻子遗址、凤鸣遗址和董船营遗址等为代表，遗址中出土了较多的筒形罐、亚腰石斧、石锛等，陶器表面多饰压印席纹和平行弦纹，表现出与辽东半岛渤海、黄海沿岸小朱山下层文化、鸭绿江口后洼下层文化相同的因素。
凤鸣遗址位于桓仁镇凤鸣村西约60米，北距桓仁县城约2千米，西边20米外即为浑江，遗址位于浑江右岸的台地上，遗址区域现为耕地。地势北部略高， 南部稍低，中有两层阶田。遗址南北长约50米，东西宽约30米，高出浑江水面约5米。1988年5月，本溪市和桓仁县考古工作者联合对桓仁凤鸣电站水库淹没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在该处发现陶片、石斧等遗物。次日，开挖一条3×1米的探沟，又出土了大量遗物，从而确定了该遗址的文化面貌。遗址表面为黑褐色耕土，厚20～30厘米，再下为黑褐色沙土，厚20厘米，再下为黄色细沙。遗物多出于黄褐色沙土和表面耕土中。由于紧邻浑江，遗址曾受降水冲淹，采集和出土的遗物有磨制石器，陶器残片、耳饰等，磨制石器有石斧、石锛、石镞、石刀等。石斧刃部磨光，平面呈长方形，斧身琢磨，直刃。石锛系用砂岩磨制而成，长方形，单面刃。石镞为柳叶形，平脊，尾部有凹槽。石刀，为双端刃刻刀，该器在辽东地区首见，器形较小较薄，两端均磨有双面刃。采集和出土的陶片有夹砂红褐陶，夹砂灰褐陶，泥质灰陶等。其中夹砂红褐陶，夹砂灰褐陶均含有滑石粉，手感明显较为滑腻，陶器均为残件，有器底、器耳、口沿及纺轮、网坠等。器底均为平底，斜壁，器耳为桥状板耳；口沿为侈口，尖唇，直壁或斜壁；陶器均为手制，素面，仅在一件残口沿上发现附加堆纹。出土的网坠和纺轮和较为完整，网坠系用陶片两端切出豁口制成，纺轮亦是用残陶片磨成，其中一件长3、厚0.6厘米。泥质灰陶皆为地面采集，质地坚硬致密，其中一件为陶罐口沿，侈口，展沿，圆唇，束颈，鼓肩，肩上饰有一周宽带压印方点纹。凤鸣遗址为桓仁地区少见的平原遗址，由于地近浑江，因此显得十分重要，该遗址发现的夹砂陶片，无论质地还是颜色，都与桓仁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面貌较为接近，因此凤鸣遗址为桓仁地区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同时部分陶器特征又与大梨树沟墓群、狍圈沟遗址等青铜时代遗址陶器质地较为接近，而地表采集的泥质灰陶陶罐口沿形制与集安麻线沟墓区M940出土的陶罐一致。因此凤鸣遗址的年代上起新石器时代，经青铜时代，高句丽时期亦有人曾居住于此。
五女山山城顶部已经发现这一时期（时代上可能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相等或略晚于）的房址（F48），从残存的遗迹来看，平面应是长方形。发现的陶器均为手制，烧制的火候较高，陶色不均，主要有夹砂红褐陶和灰褐陶两种，器形较为简单，仅见壶和筒形罐。筒形罐为圆唇或尖唇，弧腹，口部微敛，纹饰以刻划连续折曲“人”字纹为大宗，并与戳点纹、平行线纹带互相组合。陶壶颈部略直，溜肩，纹饰较为繁复，颈上饰复线三角线纹和弦纹，颈下饰一周齿状附加堆纹，肩上饰菱形网格形纹，腹部分块饰连续折曲“人”字纹。残陶片上多见“人”字纹，并有少量弦纹和网纹。五女山山城陶器上常见的“人”字纹，是鸭绿江右岸和浑江流域新石器时期晚期陶器山流行的主要纹饰，如东沟县石佛山、西泉眼、丹东镇东山、小娘娘城山等地出土的陶器上，就普遍流行这种纹饰。千山腹地的岫岩北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也曾见饰有这种纹饰的折沿罐。此外，这种纹饰在朝鲜半岛北部西浦项遗址第五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中也较为流行。值得注意的是，五女山山城出土的陶壶颈部下常见齿状附加堆纹，小娘娘城山等处遗址采集的标本中也有类似的器物，在辽东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的陶器中也常见齿状附加堆纹，陶壶领上也常见刻划纹饰，因此五女山山城这一时期的年代大体上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或许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此种文化在浑江流域也具有一定范围的分布，通化江口、桓仁董船营、宽甸老底沟、下金坑等多处遗址都存在着相似的纹饰。
进入青铜时代，桓仁地区发现了诸多较为典型的石棺墓和大石盖墓，出土了青铜短剑、青铜镞、石镞、陶罐、陶壶等遗物。这一时期桓仁地区的青铜文化以大梨树沟墓群和刘家大院遗址等为代表。大梨树沟墓群位于拐磨子镇洼泥甸村大梨树沟屯西北150米处的山麓坡地，西南距桓仁县约20千米，北距拐磨子镇6千米。坡地长约50、宽约20米，东高西底，北部较低，南部缓平，东部横亘一条小山岗，西部山坡下为乡路，路下有一水泊，称“干巴江”，现为鱼塘，再往西约700米为浑江支流富尔江。1987年7月，桓仁镇道班修路时曾在此取土垫路，随着土石的滑落，发现了许多石刀、陶罐等遗物，此外还发现一根人类胫骨残段。1988年8月下旬，修路时在原发现地南约10米的地方又发现一批遗物。据当地群众介绍，坡地上早年常有大石板被雨水冲露，群众发现之后，每每将这些大石板撬出运走。1987年修路首次发现文物时，就有数块石板随着沙土一同滑出，其中一块未曾移位且为立砌，稍稍向内倾斜，长约1.5、宽约1、厚约0.2米。1988年发现遗物的南侧有三块板石呈墙基状排列，似为墓壁基层。根据上述情况分析，墓群可能存在着板石立砌和块石垒砌两种墓葬形制。出土遗物十分丰富，大多完好，有打制石刀及磨制石斧、石锛、石刀、石镞等。打制石刀仅一件，黑色页岩质，平面近方形，较薄，一面刃部略显研磨痕迹，残长6.4、宽4.6厘米。石斧一件，平面基本呈梯形，上面由于长期使用已经严重剥落，基本为尖状，弧刃，长10.5、宽5.4、厚2.6厘米，石锛为长方形。磨制石刀数量较多，依其形制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种为长方形，平背直刃，长14.4厘米、宽6.2厘米，厚0.4厘米。一种为梯形或近梯形，平背直刃或背刃略弧。第三种为无孔石刀，三角形或近镰刀形，长16.2、宽5.7、厚0.4厘米。此外还出土有石镞、深蓝色吊坠等。陶器均含细沙或滑石粉，陶质均匀，手感滑腻，手制，整体素面，罐、碗口沿下皆饰附加堆纹、条纹或锯齿纹等。陶器上贴饰小耳。陶质以夹砂红陶为大宗，红褐陶有一定数量，夹砂黑陶和黑褐陶较少。器形有罐、碗、壶、钵等，其中罐最多，壶次之，钵较少，碗仅见一例。罐，依其形制不同可分为多式，较为突出的特征是侈口，尖唇，鼓腹，斜壁略弧，平底。此外还有鼓肩略折以及假圈足等现象，其中一件保存较为完整，口径10.6、腹径11.4、底径6、高8.2厘米。陶壶依其形制不同可以分为三种，一种为侈口，圆唇，小喇叭口，鼓腹微折，平底。一种形制基本同上，只是喇叭口及折腹更为明显，圈足。一种为鼓腹直领式。钵一般为尖唇，侈口，斜肩，折腹，小圈足。碗，敞口，圆唇，斜腹，平底。此外还发现有纺轮和网坠等。大梨树沟墓群是浑江中下游首次发现的青铜时代的墓葬，出土遗物的种类较多，保存也较好，其中石刀数量尤多，网坠、石镞等渔猎工具明显较少，表明当时农耕生产已占社会经济的主要地位，同时辅有少量的渔猎经济。陶罐、陶碗口沿下部均饰有一周附加堆纹，条文或锯齿纹，一些陶器上附加耳饰，都是该文化的主要特征。大梨树沟墓群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均含滑石粉，这种陶片与集安长川遗址和胜利遗址，宽甸下金坑遗址、桓仁凤鸣遗址、猪圈沟遗址等处都有一定数量的发现，说明该文化主要分布于浑江流域。出土的的二式陶壶形制与本溪东崴子青铜时代洞穴墓地出土的同类器物较为接近，东崴子洞穴遗址距今约三千年，两地之间具有一定的文化联系且文化面貌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所处时代大体一致。桓仁地区是高句丽民族早期活动的重要区域，大梨树沟墓群为研究前高句丽文化及高句丽文化与浑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五女山山城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房址多处，主要有圆形和长方形两种，均为半地穴式，屋内发现了当时人们炊煮食物的灶坑（其中有的直接利用当时的居住地面，有的则是在当时屋内地面挖出圆形土坑），房址内外还发现一些柱洞。陶器均为手制，陶质多为夹砂陶，内含多寡不一的滑石粉，有的还含有云母。陶器颜色以红褐色和灰褐色为大宗，由于火候不均，多数陶器呈现颜色不一、较为斑驳的现象。器物有壶、罐、钵、豆、纺轮、网坠等，器形表面纹饰较少；器耳较为流行，形式多样，有竖桥状耳、横桥状耳、鋬耳等。石器多为生产工具和武器，有斧、刀、锛、凿、镞、剑、砥石等，其中石剑是极具特色的器物，通体磨制，一般为柱脊、直刃、叶尾折收，具有东北系青铜短剑的许多特征，应是青铜短剑的前期雏形。五女山山城这一时期恰好采集一件青铜短剑的残茎，两侧铸缝犹存，短剑的整体形制不明。值得注意的是，五女山山城出土的陶器具有太子河上游青铜时期洞穴文化墓地的某些文化因素，如F8：1、F40：20两件陶壶，与山城子C洞M7：5、张家堡A洞M33：2、M28：6等陶壶非常接近，在洞穴墓地文化面貌相近的凤城东山大石盖墓中也出土过这类陶壶，该类陶壶形制较大，具有侈口、斜领、小平底、腹置竖桥状耳等共同特点，但洞穴墓地陶壶与五女山山城本期陶壶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前者腹身瘦削，形体窄长，后者腹身肥鼓，近似球状，不同特征，或许是该类陶壶早晚变化的反映。发掘着将洞穴墓地文化分为三期，晚期遗存的年代被推定为商末周初，显然，五女山山城出土的遗物与洞穴墓地文化在时代上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洞穴墓地存在着晚于周初的文化因素，如山城子C东M2：2弦纹壶，与辽东半岛双房M6：2弦纹壶大体一致，后者伴出青铜短剑，该剑为辽东地区为数不多的早期短剑之一，关于该剑的年代，多数学者认为年代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由此分析，洞穴墓地的晚期遗存，时间上应与双房M6大体相当，下限已进入春秋时期。尽管如此，五女山山城这一时期文化与洞穴墓地遗存在时间上仍然存在一定的缺环，五女山山城文化遗物具有洞穴墓地遗存的某些因素，应是间接的文化承袭。我们注意到桓仁地区战国至汉代初期的遗址中，陶器普遍流行圆叠唇，并且伴有一定数量的铁器出现，如小荒沟、龙家沟、王义沟等。五女山山城出土的陶器中并不见圆叠唇，也没有发现铁器，这些现象似乎表明，五女山山城文化遗存的年代应早于当地的早期铁器时代。
战国时期，桓仁地区为燕国属地，随着中原汉人的大量迁入，汉文化及其先进的生产方式随之进入桓仁地区，目前境内已经发现燕国刀币、布币、铁质生产工具（铁?、铁锸等）、陶器（陶罐、陶壶等）、石器（石刀、石斧、石镞等）等。这一时期桓仁境内的古代文化以大甸子青铜短剑墓和狍圈沟遗址等为代表，1974年4月，四道河子乡村民在农田一块大石板下，意外发现了青铜短剑等遗物，经市文物部门确认，此为一座战国时代的青铜短剑墓。该墓位于大甸子村湾沟子屯后山坡，东北距四道河子乡约4千米，西南距大甸子村约1千米，背倚牛毛大山，东边500米处有许多小溪，向北1.5千米越过一条小山岗即为本溪至桓仁的公路，路北有一条较大的河流～六道河。墓葬位于山麓缓坡地带，周围地势比较平坦。墓葬形制为板石立砌的石棺墓，墓室四壁分别由四块大石板立置构成，石板厚约30厘米，墓地由较小的河卵石夹黄泥平铺而成。墓长约4米、宽约3米。该墓为火葬墓，墓葬底部残留有一层火烧碎骨，墓壁由于经过火烧而局部变黑，随葬品大多由于火烧而变形。根据火烧迹象分析，尸骨当在墓内直接焚烧，当时葬式的顺序可能是：现在墓内堆积柴木，尸骨放在柴木之上，随之摆好随葬品，然后引火焚烧，待火将熄灭之际，最后将大石板覆盖其上。年代较早的火葬墓，本溪境内太子河上游青铜时代的洞穴墓葬里已有发现，两者墓葬形制及葬式基本相同，推测应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墓内出土遗物较多，主要有青铜短剑、铜镞、弹簧状铜剑饰、铜箍、铁削、石棍棒头及大量燕刀币。其中青铜短剑残损严重，锋部已失，茎已烧尽，烧灼的痕迹较为明显，形体较小，属直刃式短剑。铜镞一共两件，一件为有銎三翼式镞，一件为短铤两翼式镞。出土的铁削直刃平背，惜已残断。石棍棒头磨制较为精致，中间有较大的穿孔。项饰共计800余枚，多为高岭土烧制的小瓷管，少量为玛瑙磨制的小坠珠。燕刀币共有200多枚，分为折背、弧背两种，刀币一面有“匽”字铭文，另一面有“左”、“右”、“行”等铭文。以前，该青铜短剑墓周围地区还出土过一化钱、燕刀币及铜戈等遗物，推测此地原为墓葬区或墓群。根据墓内出土遗物及有关学者对青铜短剑研究结果分析，大甸子村青铜短剑墓应属辽东地区青铜剑文化第四期遗存，年代大体上为战国晚期或略晚。墓内青铜短剑、铁削、燕刀币共处的现象，十分引人瞩目。该墓对于研究桓仁地区战国时期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民族迁徙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狍圈沟遗址位于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八里甸子镇西北约1.6公里的狍圈沟沟口西侧坡地上。狍圈沟是一条山沟的名称，沟口南约1公里为大雅河，东过一座山峰为黛龙江，一条支流河水南流，在狍圈沟西南1.8公里处注入大雅河。沟口向南，坡地较缓，西高东低，相对高度约30米，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25米，遗址面积2500平方米左右。
1985年4月，八里甸子镇几名中学生在此拾到石斧等遗物，立刻送到文物部门。文物部门在调查时，又在地表采集到许多遗物，确认该地是一处古遗址。现今山坡普遍建起了人参园，致使遗址遭到了部分破坏。
采集的遗物较为丰富，石器有打制石器、琢制石器、磨制石器三种。打制石器形体较小，有打制石斧、刮削器、切割器、环状器等。打制石斧一般平面呈梯形，周边略微打击，下端打出双刃；刮削器打击痕迹主要集中于边缘及台面；切割器制作较精，一端厚重可握，刃部宽薄，极锋利；打制环状器或利用自然台面，周遭打制，或台面及周遭均打制，一般直径9.5厘米左右，似为初步加工的纺轮坯料。琢制石器主要为石锤。磨制石器发现较多，有斧、锛、刀、矛、镞、纺轮、环状器等。斧，平面呈梯形，上端均有打击痕迹，有的斧身琢制，刃磨制，有的通体磨光；凿为方柱形；锛为长方形；石刀为直刃直背或略弧，对钻双孔；矛采集较多，大多数残损，形制相同，矛身断面为菱形，茎剖面为椭圆形；镞亦采集较多，大致可分三型，I型：柳叶形，短铤，镞身剖面呈菱形，大小不一。Ⅱ型：亦呈柳叶形，平脊，短铤，Ⅲ型：无铤，凹脊凹尾，此外，还采集有石坠饰等。   
采集陶器无完整器形,主要有口沿、器底、器耳等，陶质陶色可分含滑石粉夹粗砂灰陶，含滑石粉夹细砂红褐陶和夹砂红褐陶。均为手制，素面，前两种火候较低，陶质疏松，后者火候较高，质硬。
    从采集的陶器口沿观察，器型有壶，罐(有的为直腹罐)、碗、钵等，器耳有环状耳，桥状耳之分，器底一般为平底（图六三，狍圈沟遗址采集器物）。
狍圈沟遗址是桓仁地区一处重要的古文化遗存，遗物种类繁多，内涵相当丰富。夹粗砂灰陶，胎粗质软，见于王义沟、小荒沟等遗址。含滑石粉夹细砂红褐陶同于大梨树沟墓群、凤鸣遗址等处出土的陶器；而火候较高的夹砂红褐陶，小荒沟遗址曾大量出土；发现的石镞，部分和清原门脸石棺墓出土的石镞相似。综上可知，遗址年代约当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高句丽早期）。
两汉时期，桓仁地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灭卫氏朝鲜，在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北部设立玄菟、真番、临屯和乐浪四郡，此后至公元前37年高句丽建国桓仁，桓仁这一地区为“汉四郡时期”玄菟郡管辖。公元前37年，东明圣王朱蒙在桓仁五女山山城建立高句丽国，本地作为高句丽发祥圣地，在高句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五女山山城发现房址多处，主要有圆形和圆角方形两种，都是半地穴建筑，有的房址内发现有灶址和柱洞。有的房址内堆积为黑色灰土，内含大量炭粒和草木灰，原来可能有草庐建筑，后因失火而倒塌。同时发现的一号大型建筑址，与本期其他房址截然不同，为柱础式地面建筑，前排现存六块础石，后排因遭晚期破坏，遗址损毁，础石数目已经不详。根据发掘遗迹来看，该遗址应为六开间的建筑，从其规模和形制观察，应是本期等级较高的一处建筑。五女山山城出土的遗物大多为陶器，手制，烧制火候较低，陶质以夹砂陶为主，有的内掺滑石粉，并见少量泥质陶，陶色以灰褐陶居多，少量为红褐色，器表抹光。器形主要有罐、盆、杯，器耳中竖桥状耳最为流行，也见横桥状耳和鋬耳，其中最具特色的陶色是竖耳罐，不仅数量多，而且特征鲜明，均为折沿，方唇，束颈，腹微鼓，颈部常常对置竖桥状耳，与其相似的陶罐以往曾在辽宁清原县人家堡一座被破坏的石棺墓中发现两件，集安国内城石墙下土垣中出土过一件，集安万宝汀墓区M242出土过一件，禹山墓区M3241出土过一件。五女山山城出土的竖双耳罐与清原任家堡子大南沟出土着最为接近，束颈明显，器耳竖跨口沿与肩部之间，两者时代应该一致。任家堡子墓葬出土的另一件陶罐与洛阳烧沟、广州汉墓等地出土的同类器物较为相似。国内城石墙下土垣的年代，发掘者认为应在汉初，而集安万宝汀墓区M242，禹山墓区M3241，也是高句丽早期早期的积石串墓。因此本期五女山山城文化的年代大体在两汉时期，相当于高句丽建国前后，应视作高句丽早期物质遗存。
高句丽政权创建于汉代玄菟郡境内，在五女山山城出土的这一时期文化面貌中，来自中原的汉文化因素较强，出土的陶罐，已经具有汉代陶器的风格，陶罐唇部形态与以往当地土著陶器中的尖唇和圆唇区别较大，普遍流行汉代陶罐的方唇的特征。同时还出土了较多的束颈罐除了竖耳还保持传统风格外，基本与汉代常见的陶罐相似。发现的铁钁、铁锸，形制与汉代中原地区流行的同类器物相同。一号大型建筑基址出有西汉五铢和王莽时期的大泉五十货币，1977年山上发掘时，也出土了西汉半两、五铢和王莽时期的货币，这些货币反映了高句丽建国初期与汉代的经济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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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高句丽民族渊源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一种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有其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和规律。有关高句丽民族族源问题的研究，由于各家引用史料不同及对文献理解的差异，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时至今日仍众说纷纭。但总结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一、高句骊源于秽貊
以金毓黻、王绵厚、孙进己为代表。金毓黻先生首先提出：“高句丽王族出于夫余，魏书外国传已言之。而高句丽之古碑（好太王碑）亦有记载”。“夫余一族与貊有关。秽貊即貊人之复称，居东北方，然则后来之夫余高句丽，殆皆属此族乎”。 王绵厚先生认为，“高夷和高句丽，是从先秦至汉、魏、晋以来相继出现在东北古代的少数民族之一。从中国东北地区自先秦以来形成的三大族系来看，高句丽及其先世‘高夷’，应属东北夷秽貊系统的一支”。“活跃于中国东北和北亚历史上有七百余年的高句丽民族，是土著于中国东北南部环黄、渤海北岸的鸭绿江两岸山地为中心的秽貊语系的古代民族”。“从商周之际的‘高夷’，到春秋、战国以后辽东‘两江’之貊族，作为汉代高句丽族源的‘主体’之一，无论从文献学、历史地理学、民族文化学和考古学上看，都可以找到内在联系和发展轨迹”。孙进己先生认为：“高句丽出自夫余，夫余本貊人，这点也应该是认为高句丽是貊人的依据”。“高句丽不仅称为貊人，还常被称为秽貊，表明高句丽人中还有起源于秽人的部落，高句丽的族源中还有相当大部分来自秽人”。
二、高句丽源于貊
以李址麟、姜仁淑、张博泉、孙玉良为代表。朝鲜学者李址麟、姜仁淑主张：“通过高句丽的建国传说，虽从夫余找到高句丽的起源，但坚持认为，如从作貊族古代国家的稾离去寻找高句丽的起源，则更为妥当”。张博泉先生认为：“高句丽原是出自貊族”、“高句丽出自濊貊，亦即貊”。 孙玉良先生认为，“高句丽是濊貊族的一支，主要分布于浑江和鸭绿江流域”。“高句丽族与扶余族，是濊貊族系中分化出来的两个不同部族，故史书中多称高句丽为‘扶余别种’，并谓其‘言语法则多同’。濊族的主体部分原居于松花江和嫩江流域，是我国东北地区最先接受和传播中原文化的古老民族。实际上历史所谓北夷高丽、橐离、索离、高夷、句丽等，这些相同的音称，即指扶余或高句丽的先世所建立的部落体。自濊人南下，与貊人融合之后，濊貊遂成两部之共称，而由扶余一支所建之高句丽也得称为貊人”。
三、高句丽源于夫余
以丁谦、王健群、金岳等人为代表。丁谦：“盖朝鲜史东国通鉴好太王碑，皆以朱蒙为夫余王之养子，而梁书北魏书则谓出于槁离，似乎两歧，不知古高句骊本夫余同种，亦夫余国之分部，观朱蒙建业后，号其国曰高句骊，并号其都城曰夫余，以示不忘所出”。王健群先生认为，“高句丽人来自夫余，夫余是肃慎系统的通古斯族，即后来的女真族。高句丽人也应该是肃慎人的后代，与女真人同一族属”。金岳先生也主张“高丽源出夫余”。他引证好太王碑文“始祖邹牟(东明)王，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和冉牟墓墨书题记“邹牟圣王，元出北夫余。”同时以《论衡》、《后汉书》、《三国志》、《魏书》、《梁书》等16种史书证明“高丽源出夫余”。
四、高句丽源于炎帝族系
以李德山为代表。李德山先生认为：“高句丽之‘高’，同于前所论‘高夷’之‘高’，其本义是指在台地上建筑屋舍之方位。东夷族系中的一个支族因善此术，便被称作‘高夷’，以同音相假之故，又称为‘介’、‘葛’，前已言之，无论称‘高’，还是称‘介’，以及称‘葛’等等，总是一族之谓也”。“‘句’与‘高’是双声字，‘句’即是‘高’，‘高’也是‘句’，故‘高句’是一个重音连绵词。两字即可连署，又可单称，并不影响词义，高句丽通作‘高丽’或‘句丽’就是确证”。“‘丽’为‘莱’转，‘莱’音先秦正读如今音之‘丽’。‘丽’古属来母，隶歌部，亦有‘支’音，汉人读‘丽’入支部，所以‘丽’、‘莱’音互通互转”。“则‘高句丽’一称，实际上是‘高莱’或‘介莱’的转写。‘高’为东夷族系中之高夷；‘莱’即东夷族系中之族称。高句丽民族，由高(介)、莱两族的各一部分组成”。“介即我国上古之介族，姜姓，炎帝裔”。“莱亦即我国上古强族莱夷，……其为姜姓，炎帝裔’。“高句丽民族的主体即由同姓、同一族系的介莱两族所组成，高句丽王族以高为氏，也就是以介为氏，其族属当然为炎帝族系，或可称之为姜炎族系，民族的起源地本在我国东部的山东地区”。不仅如此，“高句丽民族，高句丽王国周边各个民族或部落都是炎帝族系，皆由山东等地迁来。……被高句丽兼并的周边各族或部落，其实绝大部分是她的同族”。
五、高句丽源于商人
以耿铁华（范犁）等为代表。耿铁华先生通过高句丽文化与殷商文化之间密切关系研究，认为“高句丽族应该出自商人”，“高句丽人很可能是商人建国前后，或入主中原之时，向东北方迁徙的一支。依据这一推断，则高句丽源出自商人，属五帝系统，龙之传人”。
耿铁华先生认为：“从距今5000到公元前1600年成汤入主中原前后，商人部族在东北形成、发展，同时对东北各民族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后来一些民族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诸方面看，仍保留着许多商人遗风，便可证明他们与商人之间深厚的渊源关系。较早的夫余、高句丽、秽、貊、朝鲜，乃至后来的女真人，都与商人有着血肉的联系”。“高句丽作为商人的后裔，一直保持着商人的风俗习惯和政治、经济生活特色”。“诸多历史与文化因素都证明了高句丽人与殷商民族之间血肉渊源的关系”。“高句丽壁画中表现的伏羲女娲、神农炎帝、羲仲造车、皇帝出巡等传统故事，以及大量的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图像，伎乐仙人等，均来自炎黄文化的影响。进一步证明高句丽源自殷商氏族，属五帝系统的推断是有充分理由和依据的”。
六、高句丽多源说
以杨保隆、杨军、刘子敏等为代表。杨保隆先生认为，“高句骊族出现、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表明，她和我国历史上出现和存在的大多数民族一样，族源不是单一的，且有主源与非主源之别”。“高句骊的主源，是濊貊族解体后东迁的各支后裔：高夷、夫余、沃沮、小水貊(梁貊)、濊等。高句骊族出自濊貊族系，不仅有汉安帝在建光元年(121)诏书中称高句骊为‘濊貊’可证，而且直到5世纪后期，还有南齐官员称之为‘东夷小貊’”。他认为融入高句骊族的非濊貊族系成员是很多的。“高句骊族在汉武帝时还只是一县之内的一个部族集团，西汉末朱蒙建高句骊国后迅速发展壮大……就是不断有大量非濊貊族系的古代朝鲜遗民后裔、汉人、鲜卑人、肃慎人等加入高句丽族”。杨军先生认为：“高句丽族的族源是比较复杂的，既有来自蒙古草原东部的貊人、夫余人，也有东北古老的居民秽人、句丽人、真番人，还有来自中原的汉人。在高句丽政权统治下，上述民族进行长期的民族融合，而后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并被贯以其政权的称呼，被称为高句丽人”。“综上，高句丽的族源是多元的，当朱蒙所部最初迁入卒本川立国时，其国内至少包括夫余、秽、貊三大民族，每一民族还都分成原居民和迁徙者两部分，从琉璃明王有汉妃来看，当地很可能还有一小部分汉人，民族成份比较复杂。在中国北方及蒙古草原上，当不同民族在同一地域杂居时，古人往往将所在地的地名加在该地起主导作用的族的族名前，来称呼杂居各民族组成的共同体，随着杂居的不同民族间民族融合的完成，这一地名也就演变为新出现的民族的族名。朱蒙所部之所以称“夫余”，是因为其统治集团出自夫余，所以此国被认为是夫余人建立的另一个国家，但前边贯以“卒本”这个地名，明确表示着，这一部虽然也被称为夫余，却与其他夫余人不同，不仅标志着朱蒙所部不全是夫余人，而是多民族的共同体，也标志着朱蒙所部内已经开始了民族融合。当卒本夫余进入汉高句丽县的辖区之后，进一步与句骊胡、真番人、汉人等民族杂居，从民族成份上讲，比称卒本夫余时更加复杂，特别是新地域中杂居民族还有句骊胡、真番人，都是原卒本夫余中不包括的民族成份，这都是卒本夫余这一称呼所不能概括的了。卒本夫余一称已不能准确地代指新的多民族共同体，所以才再一次采用所在地的地名来称呼新的共同体。因为其处于汉高句丽县治下，所以采用高句丽县名改称高句丽。当其群体内民族融合完成之后，高句丽一词也就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族称了。
刘子敏先生认为：高句丽的最早源头是高夷。“高夷是高句丽族的先人，几乎已成为中外学界的通说或定说，笔者对此也不予置疑”。“高夷之名仅见于《逸周书•王会篇》：‘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晋人孔晁注曰：‘高夷，东北夷高句丽’。孔晁是最早认为高句丽来源于高夷的学者”。“《王会篇》所载之古族，同高夷相关联的主要是发人、秽人、良夷、稷慎”。“当我们将发(貊)人、秽人、稷(肃)慎及良(乐浪)夷的地理位置搞清之后，再回过头来看高夷的位置就好说了。高夷，也就是生活在高山地带的夷人，其具体位置应在发人和秽人之间，亦即今鸭绿江以北我国的浑江流域。其北为秽，秽北为稷(肃)慎；其南为发(貊)，发(貊)东为良夷。到目前为止，许多人总将高夷同貊或秽貊混为一谈，但从《王会篇》的记载来看，高夷同貊人、发人都是各自独立的古代民族。认清这一点，对我们正确考察高句丽的族源，是非常重要的”。“高句丽的族源是多元的，其最早的源头应是青铜时代的高夷，而高夷既不是秽，也不是貊。作为以秽人为主源的夫余人以及青铜时代延续下来的貊人残部(小水貊、“貊国”遗裔、梁貊)也是高句丽早期的重要族源，但最早演变为高句丽族的应是分布于今富尔江流域的古高夷人。至于汉族，自高句丽开始形成时就是其来源之一，在高句丽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汉人融入到了高句丽族之中，从而汉族成为高句丽的最大族源。此外，融入高句丽的还有沃沮、肃慎(挹娄)、鲜卑、契丹、百济、新罗等族”。
其实高句丽民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夏，“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玄菟、临屯、真番。”由此而该地（包括桓仁地区）进入“汉四郡时期”，故《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有：“玄菟郡，户四万五千六，口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五，县三：高句骊、上殷台、西盖马。”吕思勉认为：“乃汉郡县固以种落名。”可见此时（汉四郡设立之时）高句丽民族已经初步形成。随着“朱蒙集团”（ 朱蒙从夫余南下时，决不是像传说中那样仅带领乌引、乌违、陕父三人，而应是几个部族，故本文称其为“朱蒙集团”。 见刘子敏《高句丽族源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杨军《高句丽族属溯源》，《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2期。）进入该地并建立民族政权，高句丽族最终形成。本书所讨论高句丽族源即这一民族最终形成时的民族来源问题。至此高句丽族源问题已十分明确，包括高句丽王族来源和民族主体的来源两部分。
首先，看王族的来源问题。金毓黻先生曾指出：高句骊之王族，出于夫余。最接近这一问题的史料应首推高句丽人留下的记录～好太王碑和冉牟墓墨书墓志。好太王碑是高句丽第二十代王长寿王高琏为其父亲第十九代王好太王所立的“功德碑”，在颂扬其父文治武功、开辟疆土的同时，也追述了高句丽始祖的来源：“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在另一件高句丽人留下的史料～冉牟墓墨书墓志中，在追述其先祖随高句丽始祖建功立业的同时，也记载了高句丽始祖的渊源：“邹牟圣王，元出北夫余”。中原王朝历代史书亦记载颇多，仅举几例，如《魏书》卷一百《高句丽传》：“高句丽者，出於夫余，自言先祖朱蒙。”《周书》卷四十九《高丽传》：“高丽者，其先出於夫余。”《北史》卷九十四《高丽传》：“高句丽，其先出夫余。”《隋书》卷八十一《高丽传》：“高丽之先，出自夫余。”凡此种种，皆言高句丽或出于夫余，或称北夫余，那么夫余和北夫余关系如何呢？林沄先生从文献和考古材料入手，解决了学界长期以来有关“夫余”、“北夫余”、“东夫余”问题的争论：北夫余、东夫余只是对夫余不同地区的称呼，夫余国位于今吉林省吉林市一带。“朱蒙集团”自夫余国“南逃”至纥升骨城（亦有学者认为朱蒙是由于婚姻关系到达纥升骨城）并联合当地部落桂娄部而建立政权，因此桂娄部也成为高句丽王族的来源之一。《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本涓（消）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唐代张楚金《翰苑•蕃夷部•高丽》：“部贵五宗”，雍公睿注曰：“五部皆贵人之族也，一曰内部，即《后汉书》桂娄部……其内部姓高，即王族也。”此外，五部中的绝奴部又世与王族通婚，故《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有：“绝奴部世与王婚，加古雏之号。”一方面说明了绝奴部与高句丽王族通婚的事实，另一方面又说明了绝奴部确为王族的来源之一。由此可知，高句丽王族的来源有三部分：即夫余王子朱蒙、桂娄部、绝奴部。
其次，再看高句丽民族主体的来源。高句丽民族形成的最早源头应是我国东北的古老民族～高夷，目前文献所见有关高夷的最早记载见于西周初年，即《逸周书•王会篇》所载，周公营建洛邑而成，周天子大会天下诸侯及四夷，依据各国（族）地望所在、方位远近、亲疏主次，以及与周朝的交往程度而列台设帐，安排各诸侯及四夷位置，其中有高夷代表：“北方台正东：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晋人孔晁注：“高夷，东北夷高句丽。”而高夷最终成为高句丽族，是通过高句丽建国前的五部（即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来间接完成的。至于高夷在何时成为高句丽五部，目前学界尚无一致看法。《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高句骊……凡有五族，有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消奴部为王，稍微弱，后桂娄部代之……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可见至少在汉武帝灭朝鲜设四郡之前，即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之前，高句丽五部已经形成，至于其确切年代，仍需做进一步探讨。在高句丽建国同时，高夷通过五部最终成为高句丽族。
关于高句丽五部的方位，《后汉书》卷七十五《东夷列传》有：“高句骊，……凡有五族，有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李贤注：“案今高骊五部：一曰内部，一名黄部，即桂娄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后部，即绝奴部也；三曰东部，一名左部，即顺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涓奴部也。”唐人作注必是以内部桂娄部为参照，其它四部则以桂娄部为中心而散布四周，故有东、西、南、北、内和左、右、前、后、黄的说法。囿于文献材料和考古发掘，目前对于高句丽五部的方位及其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学界各家观点仍分歧较大，尤以郭毅生、李殿福、孙进己、耿铁华、刘子敏和李新全等先生为代表。
郭毅生认为，桂娄部应分布于今浑江、富尔江之间，即桓仁、集安、通化一带；涓奴部在富尔江上游，还包括梁貊即小水貊；绝奴部在辉发河流域的柳河、海龙、磐石、桦甸一带；顺奴部当指太白山以东沃沮之属而言；灌奴部当位于集安、临江等县及鸭绿江以南清川江以北之地。李殿福依据史料记载及考古材料认为：高句丽最初建国之都城～纥升骨城一带，为桂娄部之所在，即今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城附近；北部绝奴部当在纥升骨城之北，即今通化县一带；东部顺奴部当在纥升骨城之东，即今集安市境；南部灌奴部当在纥升骨城之南，即今桓仁县南部和宽甸县一带；西部涓奴部当在纥升骨城之西，即今新宾县一带，并对建国前的除消奴部外的其它四部文化已有精辟论述。 耿铁华先生认为：中心桂娄部在今集安市及岭前一带；北部绝奴部在今通化市、通化县一带；西部涓奴部在今桓仁和新宾一带；南部灌奴部在今宽甸东北和朝鲜楚山郡一带；东部顺奴部在今朝鲜满浦和江界一带。刘子敏先生认为，桂娄部在以国内城为中心的集安县境一带；涓奴部是以沸流部为主体并吸收卒本夫余留居者以及黄龙国、荇人国的居民而形成的地缘部落，梁貊后来也加入了这一部落；灌奴部应在桓仁县南部、宽甸县北部浑江下游；绝奴部应在临江、通化、白山、抚松、靖宇、长白等县；顺奴部位于慈江道一带。李新全先生认为，首先应当定准五部的中心部的位置，中心部位置一定，有了准确的参照点，东、南、西、北各部的相对位置就容易定了。而据上引文献和考古发现我们现在可以准确地认定高句丽的中心部，也就是内部、黄部、桂娄部，亦即国内部就是现今已被考古发现所证明的以集安为中心的地区。据此，我认为高句丽五部最初的分布区域是：内部桂娄部就是以国内城、丸都山城为中心的今集安市区及岭前一带；北部绝奴部在今通化市、通化县、白山市一带；东部顺奴部在临江、长白、抚松、靖宇县和鸭绿江以南的朝鲜慈江道慈城郡一带；西部涓奴部在桓仁、新宾东南部、宽甸县东北部浑江下游一带；南部灌奴部在鸭绿江以南、清川江以北的朝鲜满浦、江界、渭源、楚山、碧潼、昌城郡一带。
通化万发拨子遗址的发掘为研究高句丽起源及其早期遗存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其文化遗存共分六期七段，尤其是第四期（西汉时期）共发现土坑墓、土坑石椁墓、土坑石椁石棺墓、大盖石墓、大盖石积石墓、阶坛积石墓共七种墓葬形式，其中土坑墓可能反映了战国以来尤其是汉武帝设四郡以来这一地区的汉文化因素，大盖石墓及各种形式的积石墓可能是土著文化因素，土坑石椁墓、土坑石椁石棺墓则可能是外来的汉文化因素与土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王绵厚先生从墓葬形制、陶器组合、环山围沟等多方面考证，认为万发拨子遗址是“高句丽先世”貊人文化遗存，并认为环山围沟是高句丽“城邑聚落”（山城）的直接来源。但由于通化万发拨子遗址一期为距今6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二（商周时期）、三（春秋战国时期）、四期（西汉时期）是大致可以相互衔接的遗存，因此二（商周时期）、三（春秋战国时期）、四期（西汉时期）的居民应是同一部族。尤其是四期（西汉时期）出现了环山围沟，表明当时该遗址应是一处大型村落，可能是高句丽早期的土著遗存，而大盖石积石墓介于大盖石墓与高句丽早期积石墓之间，属于过渡形态。
西周至战国早期貊人主要居于辽西地区，而高句丽五部的直接源头～高夷在西周初年曾参加“成周之会”，战国时期高夷活动区主要在浑江流域，而且从人种角度看，通化万发拨子遗址战国晚期至西汉早中期石棺墓组颅骨统计结果表明：该群体在古代对比组中，与本溪组、平凉组及完工组等代表的古代居民的种系特征最相近似。通化万发拨子遗址是否与高夷及高句丽五部有关，值得思考。而关于高句丽山城起源，一方面是由于以桓仁地区为中心的高句丽的初期范围内“多大山深谷”，平原较少，不具备建立较大平原城的自然条件；一方面由于高句丽“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防御外敌，建立政治军事意图明显的山城，又具有一定人为原因。吉林长白县干沟子墓地以圆坛积石墓为主的墓葬形制、以火葬为主的埋葬习俗，以夹砂褐陶罐为主的随葬器物，而且每座墓葬的主墓坛、继墓坛（发掘者依墓葬结构将墓葬分为主墓坛、继墓坛、附墓坛三部分）的边缘都倚立石条，尤以AM2为代表，这种倚石的作法在后来高句丽积石墓中多有发现，如太王陵、千秋墓、西大墓等。以太王陵为例，不仅在南侧阶坛上倚立板石，而且还放置了巨型护坟石。而干沟子墓葬设立多层墓坛，逐级抬高主墓坛的作法与高句丽方坛阶坛积石墓也颇为相似，只是后者由于社会生产的进步和意识形态的发展，在墓葬表面局部或全部用规格较为统一的方形石条包砌，同时由于墓葬结构及大型王陵象征的需要，增置了巨型护坟石。此外干沟子墓葬墓底铺垫小河卵石的现象，也广见于后来的高句丽墓葬中，且墓葬年代在战国与西汉之间，可能是高句丽文化渊源之一，同样值得我们关注。而本溪地区的马城子文化，其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延续到青铜时代，陶器多为夹砂褐陶，器物组合以壶罐为主，碗钵各有一定数量，耳饰尤其是桥状耳发达；流行单人葬及火葬形式，个别使用石圹、石棺及木质葬具，有以猪、狗、鹿下颌骨随葬的习俗；特别是发现了多层尸体叠压葬的现象。发掘者将其定为东夷族、貊人的先民文化。但是其文化面貌与西团山文化较为接近，并未发现任何马具，且地处太子河流域，很有可能是早期秽人或高夷文化。
夫余人融入并最终演化为高句丽族，目前来看可能通过两次比较重要的事件。一是《三国史记》卷第二十三《百济本纪第一•百济始祖温祚王》记载：“……一云：始祖沸流王，其父优台，北扶余王解扶娄庶孙。母召西奴，卒本人延陁勃之女，始归于优台，生子二人，长曰沸流，次曰温祚。优台死，寡居于卒本。后朱蒙不容于扶余，以前汉建昭二年春二月，南奔至卒本，立都，号高句丽。娶召西奴为妃……”说明百济始祖沸流王的母亲召西奴曾先嫁给北扶余王庶孙优台，优台死后，返回卒本（即今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城附近），及朱蒙至卒本，又嫁给朱蒙。召西奴在从北扶余返回卒本时，曾带领一部分扶余人到卒本，而这部分扶余人随着朱蒙娶召西奴为妃及高句丽建国而最终成为高句丽族。二是南逃至卒本的“朱蒙集团”，除朱蒙确定成为高句丽王族外，其他人则因高句丽政权的建立而由扶余人衍化为高句丽人。
1980年在吉林省榆树县老河深发现一处古代墓群，出土了大量遗物，尤以马具马饰、铁制兵器、各种装饰品等为代表，发掘者认为是东汉初期或稍晚的鲜卑墓葬。但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其中层遗存为夫余文化。通过其遗存不难发现夫余文化的一些特征：一是表现出受汉文化影响的因素，如出土大量汉式风格的车軎、马镳、铁剑、铁镢等遗物；流行土坑竖穴墓，并伴有木椁，实行夫妻分穴合葬（一夫一妻则夫右妻左，一夫二妻则夫中妻侧）。二是具有明显的北方草原气息，如多出“触角式”、长杆穿环式的铜柄铁剑、铜釜、动物牌饰、耳饰、腕饰、马头及马牙等。三是显示出一定的独特性，如陶器器物组合以罐、豆、鼎为主；器物形态以小口鼓腹罐、粗壮高柄豆、三足外撇的罐形鼎为代表；罐、鼎腹部多有对称的横桥耳或鋬状耳，耳饰发达。多数学者认为夫余人活动的中心应在今吉林省吉林市一带，目前考古界可以确定的夫余遗存有榆林县老河深墓地中层遗存、吉林市周围的一些遗址（即“文化三”）农安县田家坨子遗址、泡子沿类型。由于目前确定的夫余文化中，除老河深墓地中层文化正式发掘外，其他文化如农安县田家坨子遗址、吉林市郊的一些遗存（即“文化三”）、泡子沿类型等的遗物或调查发现、或试掘所得，遗物较少，尤其是陶器多已残损；《榆树老河深》报告认为：老河深中层遗存从时代上看应晚于西岔沟、通榆、完工而相等于扎赍诺尔、补洞沟、和洛阳烧沟汉墓晚期墓葬，相等于西汉末东汉初。但老河深中层遗存的时代可能已处汉魏；因此就目前材料而言其与高句丽陶器之间的排序仍有一定缺环。只是在某些局部特征上似乎有一定联系，如农安田家坨子遗址发现的一件夹砂陶罐（已残），其口缘外折且口沿处盘上一圈泥条的作法，与五女山城二期F40所出的一件残陶罐的口沿极为相似。
至于汉人融入并成为高句丽族，不外乎以下两种途径：一是伴随着箕子封国、燕昭拓疆、秦征朝鲜、卫满建邦、武帝置郡等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而直接迁徙流亡到此地的汉人；二是由上述政治军事活动间接引发的文化和技术传播（尤其是铁器及冶铁术的传播）而定居到此地的汉人。以公元前三世纪初燕击东胡和朝鲜为契机，至战国晚期燕国势力范围和影响所及，已远远超出今日辽宁省东部，而至吉林省东南部的图们江流域。而桓仁县西南的宽甸县发现的战国铁器，更说明此时已有汉人在这一地区活动。至高句丽建国时迁入桓仁及其附近地区的汉人开始或已经融入高句丽民族之中，成为高句丽的族源之一。
汉文化作为高句丽族文化的重要源头，已经是学界不争的事实，故这一部分只作简单论述。受一系列战争、设郡等政治因素和铁器及冶铁术等文化传播的影响，目前在以桓仁地区为中心的高句丽初期活动范围内，发现了众多战国至汉代的遗存。尤其是桓仁，通化，集安、新宾等地发现一系列城址，并出土了刀币、五铢钱、云纹瓦当、文字瓦当、环首刀、铁矛、弩机、铁铧、陶鼎、陶罐等汉式风格的遗物。而在乐浪郡的郡治所在地，今平壤市大同江边，分布有乐浪土城和墓群，其墓主人不少是来自中原的汉族官吏，其墓中往往随葬大量汉代遗物。而且就目前考古资料不难发现，高句丽始终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但也有人认为高句丽语属于以汉字表音的文字系统），从高句丽人留下来的一系列石刻（如好太王碑、中原郡碑、平壤筑城石条刻字等），墨书题记（如冉牟墓题记、安岳三号墓题记、德兴里壁画墓题记等），铭文刻辞（如太王陵铜铃铭文、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壶杅墓壶杅铭文、将军坟铁链条刻辞等），砖瓦文字（如太王陵砖铭、千秋墓砖铭、丸都山城宫殿址文字瓦等）等均以汉字作为其信息的载体。因此，我们有理由说高句丽在建国前后均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也就是说汉文化是高句丽的文化渊源之一。
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前，其境内已有相当数量的貊人和秽人。随着高句丽政权的建立，貊人和秽人不可避免地成为高句丽族源中的一部分。但为了更准确的说明这一问题，必须对先秦至汉代这一时期貊人、秽人所在地及迁徙地作一探讨。貊人在西周初年业已存在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其与燕国东北部相接壤，貊人的活动中心可能在大小凌河流域，在公元前315年（齐宣王五年）陈璋伐燕之前，可能已经被燕国灭掉。此时貊人第一次遭受重创，被迫向东迁徙，此时貊人已遍布辽河乃至整个辽西。随后貊人在燕昭王（公元前311年～前280年在位）一系列的东扩活动中再一次遭受打击而迁徙，所以从公元前四世纪末开始，貊人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迁徙。至汉代最终分布于中国东北大陆东部，大致在今浑江、鸭绿江流域以及苏子河至太子河上游。貊人的民族大迁徙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使得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3世纪分布于辽东、吉长地区和朝鲜半岛的秽人在汉代迁徙到朝鲜半岛东部的沿海地区，大致在今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江原道和咸镜南道一带。在这一貊、秽民族的大迁徙中，貊、秽在今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及朝鲜半岛北部留下了大量部族，与高句丽先祖高夷～高句丽五部杂居相处。随着高句丽的建国，散居于桓仁地区的秽人、貊人部族很快融入高句丽族，由此而成为高句丽的族源。故《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有：“句骊一名貊（耳）。有别种，依小水而居，因名曰小水貊……王莽初，发句骊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为寇盗。辽西大尹田谭追击，战死。莽令其将严尤击之，诱句骊侯驺入塞，斩之，传首长安。莽大悦，更名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于是貊人寇边愈甚。”《南齐书》卷五十八《东南夷传》：“东夷高丽国，西与魏虏接界。……况东夷小貊，臣属朝廷，今日乃敢与我蹑踵。” 而且在目前已出土的高句丽末期权相泉盖苏文之子泉男生墓志中称高句丽为“小貊末夷”；泉男生之子泉献诚墓志墓主人亦自称“生于小貊之乡”。而《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有：“濊北与高句骊、沃沮，南与辰韩接，东穷大海，西至乐浪。濊及沃沮、句骊，本皆朝鲜之地也……耆旧自谓与句骊同种，言语法俗大抵相类。”《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濊南与辰韩，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今朝鲜之东皆其地也……其耆老旧自谓与句丽同种。”
而关于秽貊文化的面貌，学界目前仍在探讨之中。林沄先生主张中国东北青铜剑可能是秽貊等族先人的遗存。王洪峰先生认为分布于我国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的石棚为貊人遗存。日本梅原末治氏、驹井和爱氏及国内杨泓先生均认为高句丽积石墓可能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石棚（支石墓），而魏存成先生认为高句丽墓葬中的小石棺墓，可能是封土石棺墓渊源。我们认为不仅高句丽积石墓起源于石棚，而且小石棺墓也起源于石棚。
徐光冀先生则把青铜短剑墓看作可能是秽貊等族先人遗存，并依其内涵将此类墓葬分为四区：辽西区、沈阳区、辽东区、吉长区。结合貊人自公元前四世纪末东迁的过程，不难找出前两区（辽西区、沈阳区）已经发现早于辽东区的可能为貊人的文化遗存。宁城县、绥中县、建平县、喀左县、凌源县、北票县、沈阳市、法库县等已经发现勾连雷纹（部分有三角形底纹，），勾连三角形纹（或三角形锯齿状纹饰、三角形锯齿状鳞纹）、勾连雷（回）纹（或有三角形底纹）的青铜剑柄，多钮铜镜（或多纽凹面镜状饰）、叶脉纹铜矛、几何纹扇形铜斧；陶器以夹砂红陶和夹砂褐陶为主，壶罐为常见器物组合，另有豆、钵等物，器物表面多素面；土坑竖穴墓与石椁墓并存，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此外还发现了中原式的青铜礼器（如鼎、鬲、簠、盨等），车马器（如车軎、马衔、马镳、节约等），兵器（如戈等），土坑竖穴墓、勾连雷（回）纹、青铜礼器、车马器、兵器等明显具有汉文化因素，勾连三角形纹（或三角形锯齿状纹饰、三角形锯齿状鳞纹）青铜剑柄、叶脉纹铜矛、几何纹扇形铜斧，多钮铜镜（或多纽凹面镜状饰）、石椁墓可能是本地的土著文化。辽东区的旅顺市、大连市、海城市、宽甸县、本溪市、集安市等地也发现了饰有各种三角形、人字纹（或称“V ”形纹）的青铜剑柄、剑镖、剑钩（剑镖、剑钩上亦有席纹）、多纽铜镜、叶脉纹铜矛等，其时代大体上晚于辽西区和沈阳区。同时还在集安市发现了阶梯（墙）方坛积石墓，陶器组合以壶罐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碗和钵，器物以素面夹砂褐陶为大宗。但是在高句丽建国前后，尤其是四郡以后发现的可能为貊人文化的青铜剑柄等遗存明显减少，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汉武帝设立四郡有关：此时以桓仁地区为中心的高句丽初期活动范围内，铜器生产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但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还没有达到繁荣时期。伴随四郡而来的中原汉文化及技术在这一地区迅速传播，尤其是铁器及冶铁术则承战国以来东渐的余波，在上述地区逐渐普及。由此而直接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以环首刀、长剑为代表的汉式风格铁制兵器迅速取代前一时期流行于这一地区的东北系统剑等青铜兵器，因此发现于这一地区可能为貊人文化的青铜剑柄等遗存减少。二是汉式风格的铁制生产生活工具代替了本地的铜石工具，公元1 世纪以后，朝鲜半岛遗址中，铁器逐渐完全取代了铜器，四郡地区处于正在发展中的铜器制作趋于衰亡并且由铜器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辽西区与《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的“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灭之。”《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燕北迫蛮貊，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几部文献记载的地域大致相符。吕思勉先生、林沄先生，王建新及刘瑞俊先生等也认为先秦时代貊人居于辽西，地近于燕。因此可以断定辽西区、沈阳区为貊人文化区。辽东区（包括辽东半岛、辽阳、本溪、抚顺等）及吉林西南部、朝鲜半岛均有大量石棚遗存，流行火葬及多人合葬，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壶罐为常见器物组合。对此已有学者认为是貊人遗存，但是集安市发现了方坛阶梯积石的青铜短剑墓，因此我们认为至少辽东区的抚顺东部、本溪两地应区别对待，西周初年至高句丽建国前，以桓仁为中心的高夷～高句丽五部可能分布于以上两地。
    吉长区在东北青铜文化的全盛阶段（西周中期至战国时期）曾有分布于第二松花江流域，东至虎威山，西抵伊通河，南达东辽河，北到拉林河的西团山文化，西团山文化可能是夫余建国前的先行文化。部分学者认为西团山文化与古肃慎，或秽人有关。而商周至秦汉时期广泛流行于吉长区和辽东区的横桥耳陶罐，周初至战国时期见于西团山文化中，汉代以后则为高句丽所继承。先秦时代对秽貊记载除《诗经》、《逸周书》、《山海经》等个别史料清楚外，战国以降，或以秽貊相连，或以蛮貊相称，或以胡貊出现，记载颇为混乱，而秽貊又各为高句丽族源，故笔者认为区别秽、貊、高夷～高句丽五部文化，仍有可研究空间。
关于沃沮人，有学者认为沃沮曾为高句丽征服，并认为沃沮人是高句丽的族源。《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列传》：“东沃沮，在高句丽盖马大山之东，滨大海而居。其地形东北狭，西北长，可千里，北于挹娄、夫余，南于秽貊接……汉以土地广远，在单单大领之东，分置东部都尉，治不耐城，……毋丘俭讨句丽，句丽王宫奔沃沮，遂进师追击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斩获首虏三千余级，宫北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余里，其俗南北皆同，与挹娄接。”所谓东沃沮，北沃沮，南沃沮，沃沮乃是对沃沮地域内不同方位的称呼。盖马大山即今长白山，单单大领即今朝鲜境内北部的狼林山脉，沃沮故地大致分布于北至镜泊湖、大彼的湾，东临长白山，西至狼林山脉，南到朝鲜半岛的狭长地带。目前这一地区发现的最有可能为沃沮文化是：团结～克罗乌诺夫卡文化和兴城文化。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多饰各种斜线纹、人字纹等，器物组合以罐壶豆为主，尤以各种形式的深腹罐为代表。发现较多石制生产工具，如：石锄，石铲等，但目前尚未发现比较确定的沃沮人墓葬。因此沃沮人是否为高句丽的族源，目前仍不得而知。可见高句丽民族主体的族源有：高夷（高句丽五部）、夫余人、汉人、貊人、秽人。
        高句丽民族是由高句丽王族和高句丽民族主体组成，其族源同样来源于这两部分人的族源，即：夫余王子朱蒙、桂娄部、绝奴部（以上王族），高夷（高句丽五部）、夫余人、秽人、貊人、汉人（以上民族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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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高句丽民族流向
高句丽政权消亡后，高句丽民族经历了一个逐渐迁徙、流亡乃至与各民族融合的历史。高句丽第二十八代王宝藏及大批高句丽贵族均被安置在唐朝的首都～西安和洛阳，但是为了更好的管理高句丽故地，安抚高句丽遗民，公元677年（唐高宗仪凤二年），高宗以工部尚书宝藏为辽东州都督，朝鲜王，诸多之前迁入中原的高句丽贵族也有和宝藏一起返回故地者。宝藏抵达辽东后，非但没有辑安当地百姓，缓和当时的局面，而是不断与靺鞨部族联系，企图恢复国社国祭，再建高句丽国。唐王朝发现宝藏及其贵族的复国计划后，迅速诏宝藏返回长安并且流放邛州，公元682年，宝藏病死于邛州，后陪葬唐太宗昭陵，位于突厥颉利可汗墓左。而在高句丽末期曾显赫一时的高句丽泉氏家族则进入关内定居，其中泉男生、泉献诚父子由于助唐有功，先后在唐朝位居高官：泉男生为特进、太大兄、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兼使持节安抚大使、使节辽东大都督、上柱国、玄菟郡开国公, 泉献诚为特进、兼使持节辽东大都督、右卫大将军、检校右羽林军、上柱国、卞国公, 赠并、益二州大都督, 死后谥曰襄；泉男产因在平壤城破之前投诚，入关后被任命为唐代的司宰少卿、金紫光禄大夫员外置同正员、辽阳郡开国公、营缮监大匠金员外置同正员；泉男建则因顽固抵抗，平壤城破被俘，曾被献俘于含元殿，正是由于泉男生念及兄弟情义，舍命为其求情才免于被杀，流放黔州；泉氏家族墓地、泉男生及泉献诚墓志已经在洛阳邙山及附近地区发现。
现已考证，诸多文献对高句丽境内的人口进行了一些粗略的记载，《旧唐书•高宗本纪》记载，唐灭高句丽政权，收其全境“其城一百七十，户六十九万七千，以其地为安东都护府，分置四十二州。”《旧唐书•地理志》“高丽本五部，一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七千。其年十二月，分高丽地为九州都府、四十二州、一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统之。”《旧唐书•高丽传》：“高丽国，旧分五部，有城白七十六，户六十九万七千，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新唐书•地理志》：“总章元年，李勣平高丽国，得城百七十六，分其地为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一百。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新唐书•高丽传》：“凡收五部，百七十六，户六十九万。”《唐会要》：“总章元年九月十四年，辽东道行军总管司空李勣平辽东。其高丽旧有五部，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七千户。至十二月七日，分高句丽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统之。”《资治通鉴•唐纪•高宗中》：“分高丽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三国史记•宝藏王本纪》：“分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由以上诸史记载可知，唐灭高句丽政权时，分其五部，得176城，册籍户口69.7万户。唯《新唐书•高丽传》记为“六十九万户”，舍去“七千户”，而《资治通鉴》和《三国史记》记为“六十九万余户。”高句丽境内之人多以城或城附近为居，户籍入于城，176城，69.7万户，平均每城约4000户。据《旧唐书•高丽传》记载。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夏四月，李勣军渡辽，进攻盖牟城拔之，获生口二万，以其城置盖州。”克辽东城，“俘其胜兵万余口，以其城为辽州。”降白岩城，“获士女一万，胜兵二千四百，以其城置岩州。”从以上3城所获人口的数量来看，盖牟城2万人，以每户5口计，则所获为4000户，若加上死亡者、逃逸者，次城户口数应在5000户以上。辽东城获胜兵万余口，以每户1兵计，户口数亦在万户左右。《三国史记》载，克辽东城后，“捉胜兵万余人，男女四万口，粮五十万石。”加上死亡者与逃逸者，辽东重镇，户口总数应在万户以上。白岩城获士女1万，户口也应在4000户左右。另外《三国世纪》记载，程名振渡海破卑沙城，“男女八千口没焉。”其户口总数也应在3000户左右。从上面所列盖牟、辽东、白岩、卑沙四城户口情况看，唐朝初期得176城，户籍69.7万还是比较准确的。
需要说明的是，《新唐书•高丽传》记载李勣军攻破盖牟、辽东、白岩3城，所得“户二万”、“户四万”、“男女凡万”，都应当是俘获人口数，而非原来户口数。69.7万户，合在籍人口数为348.5万人，这两个数字，既然是当时的户数与人口数，那就应当是生活在高句丽境内的各组人的户口数和总人数，包括汉人、高句丽人、靺鞨人、契丹、新罗人、百济人等，当然还应包括唐征高句丽及此期间新罗、百济、高句丽战争中死亡、迁徙、逃逸的人数。而在这69.7万户居民中，高句丽族人究竟占了多大比例，史书缺乏明确的记载，只能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和判断。两汉时期，中央和地方注意户籍的登记和人口的增长，这关系到政府的税收、兵役、徭役等许多方面，因此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统计资料。《汉书•地理志》载，“辽东郡，户五万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九……玄菟郡，户四万五千六，口二十三万一千八百四十五……乐浪郡，户六万二千八百一十二，口四十万六千七百四十八。”《后汉书•郡国志》：“辽东郡，户六万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玄菟郡，户一千五百九十四，口四万三千一百六十三……乐浪郡，户六万一千四百九十二，口二十五万七千五十。”其中辽东郡的户数与人口数不太相符，可能出现短简，估计应为28.1714万人。从西汉末到东汉末200余年间，辽东郡户口增加8186户，人口增加9175人；玄菟郡户口减少4.4006万户，人口减少17.8682万人；乐浪郡户口减少1320户，人口减少14.9698万人。玄菟、乐浪两郡人口减少的原因，除战争、灾害、饥饿、病害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高句丽建国后，这一部分人口从玄菟、乐浪两郡户籍中流失。《三国志•高句丽传》：“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秽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都于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户三万。”依其成书的时代来看，这应该是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的高句丽人户口数。比东汉末玄菟、乐浪两郡户籍流失数量少1.5326万户。高句丽人口若按15万计，那么比玄菟、乐浪两郡流失人口数量少17.8380万户。这两个数字若作为战争或疾病等损失户籍和人口，都似乎大了些，其中很有可能包括高句丽境内一批汉人没有统计进来造成的。也就是说，高句丽在东汉末西晋初的3万户只是指高句丽人。这样，辽东、玄菟、乐浪和高句丽的总户数应为15.7199万户，高句丽人的3万户只占其中的19.084％。随着高句丽的发展与扩张，到好太王、长寿王统治时期，已经占领了辽东、玄菟、乐浪、带方等广大地区，人口数量也有了很大的增加。至唐灭高句丽时，户籍总数为69.7万。若按东汉末至西晋初年高句丽人口与这一地区的理论比例计算，高句丽人应为13.3万户。
综上分析可知，高句丽政权消亡时，全国户口为69.7万户，人口384.5万人。其中高句丽族居民17.2万户，人口约86万人。高句丽晚期，曾有几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使高句丽人流入中原、新罗和其它地区，但多数还是留在了辽东地区，接受唐安东都护府下的州县管辖。由于史书记载相互出入较大，今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又混淆地域和民族，对于移民和原居住地居民的估计也存在着失衡之处。因此，有必要按照高句丽人迁居，将有关移民数字和比例稍做一核对、说明。
第一，迁入中原地区。高句丽居民大规模迁入中原地区应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另一个是唐高宗总章年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三次征高句丽，以第一次征讨规模最大，迁徙高句丽人口最多。唐德宗时开始编纂的《唐会要》对唐太宗征高句丽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其中贞观十九年之征，“凡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内地，前后七万余人。”次记录只是贞观十九年之事，而且是迁辽东、盖牟、白岩三州之高句丽民户，7万余人留有一定的余地，可信程度较高，被后出史书因袭。如《册府元龟•帝王部•亲征》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征高句丽，“凡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内地，前后七万人。”删除了一个“余”字，使“七万人” 看似准确，可信程度则减弱了。成书稍晚些的《资治通鉴》，从贞观十九年春唐太宗御驾亲征，按时间顺序记录了诸多战事，攻城略地，依计分军，胜利进军，直至九月班师回朝，记载已经颇为详细。总结战争成果时，指出“凡征高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将攻下的10座城和三大战役战果写了进来，所迁辽东、盖牟、白岩三州人口仍是“七万人”。《唐会要》中迁徙内地的“七万余人”，应该来自两《唐书》的相关记载。《旧唐书•高丽传》记载：“夏四月，李勣军渡辽，进攻盖牟城，拔之，或生口二万，以其城置盖州。”攻克辽东城“俘其胜兵万余口，以其城为辽州。”降白岩城，“获士女一万，胜兵二千四百，以其城至岩州。”辽东城所俘人口数目无记，可以《新唐书•高丽传》补之，克辽东城，“获胜兵万，户四万，粮五十万石，以其地为辽州。”《新唐书》将盖牟、白岩俘获人口分别记为“户二万”、“男女凡万”，是将人口数误为户口数。经两《唐书》互校，可得辽、盖、岩三州俘获人口4万、2万、1万，加上一些胜兵，恰好为7万人。另外有玄菟、横山、磨米、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7城，史书未记其战事，亦未见俘获人口，可能战争不激烈，或军至即降，百姓就地安抚，没有人口迁入内地。至于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役之后，唐太宗选择“萨以下酋长三千五百人，授以戒秩，迁至内地。”《唐会要》、《册府元龟》、《资治通鉴》所记数字相同，唯《新唐书•高丽传》作唐太宗“料酋长二千五百人，悉官之，许内徙。”少了1000人，若将这些人也算上，贞观十九年迁入中原各地的高句丽人应在7.3万人。贞观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两次征高丽，以重点进攻的战略消耗高句丽军队，使之不得安宁，只攻克南苏、木底、石城等小城，未见有俘获迁徙的记录。《旧唐书•房玄龄传》中，房玄龄对其诸子讲唐太宗征高句丽时说道，“未经旬月，即拔辽东，前后虏获，数十万计。分配诸州，无处不满。”这数十万虏获者所分配诸州，即包括迁入内地的，也包括唐军攻下十余城新置之州，如辽州、盖州、岩州等，而且分配在这里的数量还不会太少。试想一下，唐军攻城略地，设置行政管理，总要安置一批居民才好，只是稍做些调整。高句丽贵族、官员及不容易管理者才迁往中原各地，分而治之。一次迁徙7.3万余人长途跋涉到内地，也属不易之举。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新罗王遣使入唐求救，唐军出征高句丽，至总章元年（公元668年）九月，攻占平壤，俘获宝藏王，高句丽灭国。唐朝又一次将高句丽居民迁往中原。《旧唐书•高宗纪》总章二年载：“五月庚子，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车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头，马二千九百匹，驼六十头，将入内地。莱、营二州般次发遣，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新唐书•高丽传》：“总章二年，徙高丽民三万于江淮、山南。”此两书所记不仅数字略有不同，单位亦不相同，前者为户数，后者为民数。《唐会要》记为：“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二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移其户二万八千于内地。”《通典•高句丽》载，“（总章）二年，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三百，配江淮、岭南、山南、京西。”以上史料说明，总章二年迁入内地的高句丽人是2.8万多户，《新唐书》所记“三万户”与2.8万户接近，亦应为户数。以一家五口计，此次迁徙人口大体上有14万多。应该说明的是，晚出的《资治通鉴》、《三国史记》、《东国史略》记载，迁入中原的高句丽户数分别为“三万八千二百”或“三万八千三百”，有可能是后世传抄之误。综合高句丽灭国前后两次大规模的迁徙，进入中原的高句丽人可达22万左右。
第二，进入新罗地区。高句丽人进入新罗地区的情况较为复杂，时间要从隋末时开始，至高句丽晚期的几十年时间。大体情况有两种，一种是主动投入新罗地区，另一种则是由于战争中俘获和占领。据《三国史记》记载，主动投入新罗地区的有：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盖苏文死，高句丽贵族内部发生权利之争，盖苏文长子泉男生因受其弟泉男建、泉男产共计，率子献诚降唐，唐出兵救援。盖苏文之弟权净土见大势已去，“以城十二，户七百六十三，口三千五百四十三”，投入新罗，新罗将净土及贵族官吏24人安置于王都及州府，并派兵戍守降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高句丽灭亡之前，净土入唐朝贡而不返。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宝藏王之庶子“安胜率四千余户投新罗”，人口约2万。咸亨元年（公元670）夏四月，高句丽贵族剑牟岑欲叛唐复国，立宝藏王外孙安舜为主，唐高宗派遣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大总管发兵征讨，安舜杀死剑牟岑，率余众奔新罗。后来，高句丽与李行谨分别破高句丽叛军于安市、瓠泸河之西，余众皆奔新罗。关于投入新罗的具体人数诸多史籍均没有明确记载，估计应有万余人。以上三次投入新罗各地的高句丽人也有3万多人。在战争中俘获的以及新罗先后占领高句丽州城而并入的高句丽人，数量也应不在少数。隋末战争中，新罗乘隋军征高句丽之机，占领高句丽边境地区500余里，其中城邑皆为新罗据有。盖苏文曾多次出兵，方夺得两城。后因唐朝再次用兵高句丽，高句丽便无暇顾及，新罗占有遂成为事实，归入新罗的高句丽人也应在5万以上。总章元年，新罗出兵，配合唐军围攻平壤，攻破平壤后，新罗俘获一批高句丽人，文武王将其中7000人迁入京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57年），唐朝将浿江（今大同江）以南地区赐予新罗。新罗王遣使入唐奉表陈谢：“伏奉恩敕，赐浿江以南地境……赐臣土境，广臣邑居，遂使垦辟有期，农桑得所。”后来，新罗王将浿江以南，并入的高句丽州县进行了改名，高句丽汉山州改为汉州，领州一、小京一、郡二十七、县四十六；中首州改为朔州，领州一、小京一、郡十一，县二十七；河西州改为溟州，领州一、郡九、县二十五。居住在这些地区的高句丽人悉数归入新罗。浿江以南地区是高句丽地区后期重点开发的地区，正好处在朝鲜半岛中部地区，人口约占高句丽晚期统治区域的十分之一以上，且为人口密集的地区，估计人口应该将近10万。综合以上情况分析，高句丽晚期，进入新罗～朝鲜半岛中部南部地区的高句丽人约为18万或稍多。
第三，留在高句丽故地。大体上包括两大区域，一是朝鲜半岛北部地区，一是辽东地区。高句丽后期，都城在平壤之时，朝鲜半岛北部是高句丽人居住比较密集的地区。高句丽建国前后，临近鸭绿江的广大地区早已属高句丽五部势力范围，太祖大王时期，高句丽已经占领了萨水（今清川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至高句丽晚期，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户口应该有10万户左右，人口50万左右，战争中迁往中原的一部分，进入新罗的一部分。总章二年迁徙到江淮、山南、并州、凉州诸地的2.82万余户，约14万人，多数应是这一地区迁走的。再加上进入新罗以南地区的高句丽人18万多，从朝鲜半岛高句丽故地迁出的遗民总数约在32万左右。剩余人口仍有18万左右。至于辽东地区，高句丽聚居之地，特别是纥升骨城和国内城一带，人口一直较为密集，自太祖大王以来，高句丽屡犯辽东，直至好太王时期最终占据辽东地区，高句丽也从旧都向外迁移。至高句丽晚期，辽东地区的高句丽户数应在7.2万户左右，人口36万左右。贞观十九年，唐太宗迁徙辽东、盖牟、白岩等地高句丽居民有7.3万多人，或接近8万人，剩余高句丽人口约在26万左右。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向中原迁移，又有一部分进入新罗地区，高句丽故地的高句丽人还应在44万左右，然而这不过是个理论上的数字，战争中伤亡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仅在唐太宗、唐高宗征高句丽的战争中，高句丽军队战死就有10万多人。若加上同一时期高句丽和新罗战争中的死伤兵将，围困平壤时死伤士兵，战争中死亡人口将超过20万。这样，高句丽故地所剩的高句丽人只有24万左右。这24万高句丽人后来也有很大的变化。据《旧唐书•高丽传》载：“仪凤中，高宗授高藏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都督，封朝鲜王，居安东，镇本藩为主。高藏至安东，潜与靺鞨相通，谋叛，事觉，召还，配流邛州。并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陇右诸州，其贫弱者，留在安东城旁。”仪凤二年或稍后，高句丽人“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长遂绝矣。”宝藏谋反，使得又一批高句丽人迁徙到河南、陇右诸州，其数量不会少于5万人。再投向突厥万余人，投向靺鞨人居住区的10万余人，留在原高句丽故地的也只有10万人左右。公元698年，渤海建国，高句丽故地的居民全部归入渤海国管辖范围之内了。
第四，投奔突厥。史籍中对投入突厥的部分高句丽族人有所提及，如：“其婿高丽莫离支高文简，与硖跌都督思太，吐谷浑大酋慕容道奴，都射施大酋鹘屈颉斤、芯悉颉力，高丽大酋高拱毅，合万余帐相踵款边，诏内之河南。”“突厥十姓降者前后万余帐。高丽莫离支，十姓之婿也。二月，与硖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帅众来降，制皆以河南地处之。”这是发生在开元三年(715)的事，投奔突厥的高句丽莫离支高文简和大酋高拱毅，又随突厥归降于唐朝。他们一共率领三族部民(突厥、鲜卑、高句丽)“合万余帐”内属，按人口算则有5万多人。这1万余帐、5万多人中有多少高句丽族人，此处未言。我们分析，这5万多人中应以突厥族为主，鲜卑吐谷浑和高句丽则次之，那么，认为5万人中突厥族有3万人，吐谷浑和高句丽各为1万人，就并非是无据之言。高文简和高拱毅仅是投奔突厥后见史记载者，不见史记载的高句丽首领及民众投奔突厥者尚多，《新唐书•高丽传》看到“遗人散奔突厥、棘鞫”，但具体人数无记载，不过估计也在万人以上。在《旧唐书》、《资治通鉴》也有此记载，内中的6名首领，高句骊人占了两位，那么在这万余帐五六万人中，高句骊人应在万人以上。而这些人最终也融人了汉族中。
第五，流入日本。根据日本史书记载，高句丽晚期，有高句丽族人流入日本，但由何地渡海，何时到达等许多情况都语焉不详。《续日本书纪》记载：“高丽人一七九九名迁于武藏国……高丽、百济二国志卒……给复终身。”由于这部分人数可能较少，并且又无详细的文献记载，因此具体数目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