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老于太太作者：姜宝才《第五期》—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五女山文艺 · 发表于 2006-4-7 15:16:30

据说，老于太太是个小脚女人，过去在辽东山区很有声望。 她在山上生了五个儿子，都是在她的背上长大的。背着小崽，腰上别着两个匣子枪，领着队伍出没在桓仁和宽甸两县的大山里。人们说她是个女胡子，到处绑票，也打鬼子。她生的这些孩子，大概与一个姓于的匪首有关。这个匪首是个“六指”，他用多出的那个指头拉大栓、扣扳机，枪法准，名震百里，他将一个良家女强暴了。姑娘家肚子随便鼓起来，是不允许的，不被家人填江，也得被村人的唾沫星子淹死。姑娘挺着大肚子上山落草成寇了，她就是后来的老于太太。 据说，老于太太在上山之初，是给土匪“看鹰”的（鹰就是绑来的票，抓来的人质，给上钱物才会放人，不然就“撩秧”，把人质杀死）。她把善良丢在了山下，在山上学会了狠毒。她那高耸的胸脯辣辣的眼睛狠毒的心肠，使她成了非凡的女匪，就连一般男人也甘败下风，他男人在火并中死去后，她被拥戴为匪首。她具有强烈的生殖能力，生了很多孩子。孩子多了，队伍也就扩大了。她对孩子比对打种的男人还疼爱，她靠男人拉山头，靠自己的儿子立山头。后来她误吃了一种野草，断了经血。当容颜被风雪抽干，她成为了更本质的女队首。 辽东山区，过去山林队如麻，有的叫“草上飞”，有的叫“摸得宽”等等。老于太太总是背着一个小孩子在白山黑水间出没，当地人叫她“背孩子”。几县的百姓都知道她，入侵的日寇曾经悬赏她的双乳。怕被日本鬼子发现，孩子一哭，她顺便从地垄沟采把草塞住孩子的嘴巴；孩子们饿了，她就地支锅做饭。背上的孩子求奶，便将头探到她的胳膊窝下嘬她的奶子。她的双乳就是这样被五个崽子叼成乳袋的。她的枪法准，能左右开弓。她和她的儿子们像山兔一样在山地上奔跑。为了打鬼子，她接受了杨靖宇的收编。 老于太太的故事却从没见诸于报端，也没写进地方志，更没见诸于党史，然而，在当时，她的名气就像长了腿似的在大山里疯走。 １９９７年，我陪同一位朋友到山里采风，在桓仁县普乐堡小卖店见到一老汉，顺便打听老于太太的往事。过去普乐堡北街住着日本的警备队，前街是日本开拓团，人们从警备队的门前过，得给太阳旗行礼，不然就会被鬼子放出来的疯狗给饕了。日本鬼子养了一群“灰鸽子队”和一群“白帽子队”，平时让他们上山围剿抗日队伍，派“密探”专门到山上探听“红胡子”的下落。有个密探，被老于太太的人抓住，绑在小榆树下，牛筋草在脖子上拧两个劲儿，朝裆部踹一几脚，人放个屁就没气了。有人说，老于太太把密探的心扒出来吃了，人心能治病。鬼子搞“归屯”，加上“大烟泡”刮得凶，又饿又冻，有的山林队就往山下跑，和敌人抢吃的。老于太太的队伍后来被“鸽子队”、“白帽队”剿下山了。当时老于太太披头散发，破衣褴衫，脸像黑锅底一样，他们被圈在一间破屋子里。很多小孩子扒窗户看热闹，看到鬼一样的她，撒腿就跑。 老于太太一家后来的不幸，与这个传说有关：敌人成天上山围剿，山上弹尽粮绝，她无法在山上待下去了。当时一支抗联小队伍被打散了，有些伤员在帐里养伤。老于太太她把伤员杀死，枪刺上挑着心肝，下山向敌人缴械投降了。 笔者来到老于太太的长孙家，听到的却是悲怆的声音“难道我们打鬼子还有罪吗？我奶奶是清白的哇！” 因为山里拢音，他的回声很大、很长。 他告诉我们，奶奶是个“小脚”（裹脚后又放开了，畸形的脚指头都抿在脚掌下）。她活着时，常坐在院门口望山———那是她年轻时打鬼子的地方。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祖母活到了八十四，是老死的。 这位山里汉子想了半天儿，也没叫出祖母的名字。在于家的家谱中，我看到一个小格子里，写着“王氏”，他说这就是他的奶奶。 老于太太活着的时候，在家里当家，她活得很“咬硬”，不爱讲过去的事。当年在山上打游击遭很多罪。那时候，她敢爱、敢恨，心里坦坦荡荡。“文革”时，人们让她猫腰撅腚，她还是铁嘴钢牙：杨司令员知道我，我打鬼子，不想当亡国奴。村里人说她给英雄抹黑。她说“脸黑”是风吹火燎的。革命群众说她死不改悔，但无人敢动手打她，怕来世遭她的报应，于是揪斗她的胡崽子们。她的五个儿子都遭了难，她大儿子蹲了几年狱，最后死在狱中。尸体抬回来，老于太太趴在上面哭了，家人第一次看到她掉泪。 平日，老于太太总是乐呵呵的。就是挨批斗回来，她还是该吃就吃，该喝就喝。用她的话说：小鬼子都没打死我，我不会让自己窝囊死。家人埋怨她：不该把杨靖宇写的手迹烧了，如果把它放在陶罐里或埋在石砬子里，解放后不给军属待遇，也不至于当作土匪看待，全家人总跟着她遭罪。老于太太听了不做声，实在憋不住了，才为自己辩护一句：我怕万一落到鬼子手里，才把杨司令的手迹烧了。 “我奶奶不是胡子，是抗联。有人给打了证实，上面有官家的大印，就要平反了。而我四叔却死了，那个证据让我老婆放在了柜里。”说着，５６岁的人哭开了。 他翻箱倒柜要为我们找那个盖有官印的“证据”。他打开一个旧匣子，找出几个布袋，布袋套布袋，套了好几层，原来是发送老于太太的“礼账”。他没找到那盖了官印的证据，急得他鼻子尖渗出汗珠来。他不停地埋怨自己的老婆，东西没放在正地方。我们安慰他不要着急，慢慢找。他像犯了多大错似的，手也不听使唤。终于，他从一个黑布袋里找出了两张皱皱巴巴的红格纸，举到我们的面前，说：“是不是这个？我不识字。” 原来是他叔叔写的申诉材料，上面按着红色手印。他四叔按“手押”时是什么样子呢，那个“红斗”，盛着的不就是一家人的命运吗？ 十年前，当地政府在离他家不远的山坡上，为几个抗联战士立了碑，带路找到烈士坟址的就是他四叔。 历史的谜团在这里：有人说这几个抗联战士是让老于太太给害死的；于家人都说抗联战士是在与日本警备队作战时牺牲的，为了给他们报仇，老于太太的四儿子参了军，抗美援朝负了伤，复员后回到了山里。每次来运动，家乡人并没有放过他，不提他参军的历史，人们只记得他是土匪的崽子。给抗联烈士立碑不久，儿子想给母亲立个碑，碑没立成，他就死了。 老于太太的长孙，仍属于还没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他把我们送出了很远，还在嘱咐“你们去找党史办的老李，他是我奶奶的甥侄，老家也是普乐堡的，我俩小时候一块长大，他们在县里当了官就没来过我们家，我四叔活着时找过他，他知道我奶奶的事。” 我们坐着小“屁驴子”（一种噪音很大的小三轮车），回到了县里，可我们没去拜访县党史办的同志。 老于太太成了一个谜，被遗弃在山里。谁能拂去岁月的迷雾，让我们看清真正的老于太太？能为她作证的杨靖宇，１９４２年就牺牲在了山里；知道老于太太的人，也大都去世了。老于太太的儿子，也只剩下老五了。听说他在一家铜锌矿看石场，那一带正是老于太太当年背着他出生入死打鬼子的地方。 几年过去了，我未能见到老于太大的最后一个儿子。在我写完这篇文章后，将要去辽东山里一趟，或许能找到他。不管怎样，老于太太，我们都是不该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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