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 歌 概 况

五女山文艺

国歌代表一个国家的尊严和形象。一个国家无论是大是小，其政府都制定或采用自己的国歌。世界上最早的国歌诞生在荷兰。1568年，荷兰人民为了反抗西班牙统治者的压迫，唱出了激昂慷慨的战斗进行曲《威廉·凡·那叟》（一位革命领袖的名字），这就是荷兰的国歌。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国歌是法国的《马赛曲》，诞生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作者是义勇军战士利尔。法国人民高唱着《马赛曲》与外国侵略者英勇战斗。后来，这首歌传遍了欧洲，《马赛曲》成了自由的象征。各国的国歌长短不一。世界上最长的国歌是孟加拉国的《金色的孟加拉》，歌词有142个小节，是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创作的。还有希腊国歌《自由颂》，是希腊杰出的诗人索洛莫斯在独立战争期间创作的，全诗158段，写了一年多。世界上最短的国歌是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的国歌。巴林的国歌是7个小节的号角声音，几十秒钟就演奏完，都没有歌词。许多国家的国歌出自著名的革命家、作家、音乐家之手。奥地利国歌的曲作者是音乐家约瑟夫·海顿。
国歌代表国家，凡在本国隆重集会和国际交往仪式等重大场合，通常都要演唱或演奏国歌。国歌呈现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辽宁省著名学者赵杰先生是这样论述国歌呈现国家历史的，他在《国歌故事》书中写道：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音乐创作虽然十分繁荣，却没有国歌。清朝长期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致使西方文明迟迟无法输入中国，直至清末，随之与世界的交往，这一窘况才有所改变。
1896年，李鸿章作为清朝特使，前往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后，又到比、法、英、美、西欧各国访问。此行，由于李鸿章代表大清帝国初访，每到一处均受到隆重接待。以出访美国为例，当李鸿章乘坐的“圣路易”号徐徐驶进纽约港时，有十四艘战舰列队，鸣礼炮十九响以示欢迎。虽然礼遇有加，但在所到国为其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因没有中国规定的国歌演奏，令李鸿章等一行人十分难堪。情急之下乃令随员应变，用一首古曲填词，充以国歌应酬。因此乐为李鸿章操持而生，所以世人便据其官职称之为《李中堂乐》。因为是应急之作，并无刻意的“国歌”意识，随之李中堂的出行结束，此乐便也完成了历史使命。
著名文学家冰心的父亲曾对她讲过：“那时堂堂中国连一支国歌也没有，我们到英国去接收中国购买的军舰，在举行接收仪式时，他们竟奏了一首《妈妈好糊涂》。”这首古老的西方民歌，竟被硬充作中国国歌在庄重仪式上使用。听了这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人们的心头都会泛起苦涩。
随着清朝政府与外界交往的增加，驻外使者接连启奏，“国不可无君，亦不可无国乐”。清朝廷深感没有国歌不仅有失泱泱大国风度，仪式往来也颇不方便，遂于宣统三年（1911年）传旨“编订国乐”。此时清廷已日暮西山，待禁卫军官、皇室成员傅侗，海军参谋官严复合创作了《巩金瓯》，清帝御旨定为国乐时，六天之后，辛亥革命的枪声在武昌响起，这首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国乐，便成为了历史的遗物。只有在翻阅史册的时候，人们才见到它的痕迹。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深知国歌代表国家的意义，即时征集国歌。第二年，经教育部评选，出自国会议员汪荣宝之手的《卿云歌》被选定。词为：“卿云烂兮，虬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词作选定，请比利时作曲家约翰·哈士东配置乐曲。
袁世凯篡权后，一心恢复帝制。《卿云歌》中“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自然与其心相悖，决定另选《中华雄立宇宙间》为国歌。只是作词人不知“共和五族”，字样亦不合袁世凯的本意，袁世凯在复辟帝制时，将此句改作“勋华揖让”。但不管他怎样修改，帝制毕竟不合历史潮流，有识之士指出：全曲旨在歌唱袁氏“帝制自为”。所以此歌刚一公布，教育界首先发难，各学校纷纷抵制。随着袁氏“百日帝梦”的破灭，这首“国歌”伴随着袁世凯的寿终正寝也短命夭折。
袁氏下台，北洋政府当政。1919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决定以赵元任词曲的《尽国中华歌》为代国歌。“听！我们同唱中华中华中华！听！君不闻亚东四万万声的中华中华！来！三呼万岁中华中华！都同气同声的同调同歌中华中华！”这首代国歌由于言简意赅，曲调流畅，所以曾经流行一时。
1921年，代国歌由修改后的《卿云歌》所取代。不过原词只保留了前四句，并废除原曲，由音乐家肖友梅重新谱曲。此后，虽然北洋军阀各派系纷争不断，但此歌如同传国玉玺一般，都在自己执掌权柄时高唱不止。
既然已经明了国歌为一国标志，所以，南方的革命政府断然不会承认北洋政府的国歌。同年4月，刚刚当选为广州政府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即令制定了临时国歌。但未及传唱开，第二年缘由陈炯明的叛乱而被废止。
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统一了两广，并以此为基地准备北伐。7月1日，发布动员令的第二天，教育厅通过“推行国歌案”，决定以《国民革命歌》为代国歌。这就是在大革命时期广为传唱、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的传统革命歌曲。“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成立了国民革命政府。第二年，国民党中常委接受了将孙中山先生给黄埔军校的训词，作为党歌歌词的建议。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时，孙中山先生以国民党总理兼黄埔军校总理的身份讲话，其中谈到了办校方针，此即被称之为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训词阐明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性质，以及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的目标。歌词确定后，“党歌审查委员会”选定作曲家程懋筠的曲谱。
1929年，国民党中常会将此歌正式定名为国民党党歌。第二年3月，国民政府发布训令，决定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此为代国歌。
从中不难看出，这“国歌”史，实际上就是近代、现代历史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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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歌简介
1949年6月15日，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项必要准备工作，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六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任务是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
组长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先生，副组长是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不久，又增加了沈雁冰（茅盾）主持日常工作。组员有张奚若、田汉等16人。
全体成员都清楚，本组承接的工作事关开国大业。7月4日下午，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为加速小组工作和广泛听取全国人民的意见，会议决定：㈠ 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名义公开向全国人民代表启事，征集意见和方案。㈡ 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及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推选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五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为顾问。
会后，征集启事经周恩来审批，报送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批准，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进步日报》、《天津日报》上连续刊载了8天。国内各报以及香港等海外报刊也都予以转载。
一个多月后，共收到国歌632件，歌词、歌谱694首。投稿者既有高级干部、将军、艺术家、学者，也有军人、工人、农民、学生，包括郭沫若、马叙伦、欧阳予倩、冯至、柯仲平等知名人士都有力作。投稿地区也很广泛，遍及全国各个省区，包括尚待解放的地区，其中还有一批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来稿。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对新中国热烈拥护和关切，愈加激发了大家的工作责任感。初选委员会经过多次认真的讨论，认为在短时间内创作出满意的词谱，的确也是不现实的事情。最后，大家比较倾向在国歌未制定前，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最先提出这一动议的当属周恩来。在应征来稿中，这一建议也大有人在。爱国画家徐悲鸿说，《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战时期唤起了千千万万的民众，今后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的精神奋勇前进，它歌唱了人民的意志和民族的自信。《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中国的《马赛曲》！建筑学家梁思成说，他在美国时，走在大街上曾听见有人用口哨吹奏《义勇军进行曲》，回头一看，是一位美国青年，说明这支歌在世界上也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经过反复讨论，初选委员会基本同意这一意见。认为这是一首鼓舞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代表中国人民呼声的雄伟歌曲，它有着长期历史，起过鼓舞全国人民斗争的号角作用，又是大多数人会唱的最好的歌曲。也有个别同志对曲谱没有疑义，但是主张修改一下歌词，特别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今天已经没有意义。
这句话今天到底是否适用？问题刚一提出立即引起了争论，双方争执不下。筹委会常委不好断然定论，决定交由大会主席团决定。为了便于研究时参考，小组推选郭沫若修改了一份歌词，印了200份发给大会主席团成员审阅。
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将国旗、国徽、国歌工作移交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领导。9月23日，新政协全体代表分为十一个小组，与会的600多人进行了热烈而认真的讨论。
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了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的会议。关于国歌，毛泽东说，大家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
马叙伦说，我们第六小组都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完全赞同主席意见，但也有个别人要求修改某些歌词。周恩来接着说，这支歌曲很雄壮，很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合演奏。他联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的疑义说，要么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接着他进一步阐明观点说，我们面前还有帝国主义反动派，我们的建设愈进展，敌人愈嫉恨我们，想法破坏我们。你能说就不危险了吗？倒不如留下这句词，使我们耳边警钟长鸣的好！
毛泽东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最后他综合各方意见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他的话音一落，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在讨论了其他问题后，最后，毛泽东、周恩来提议，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深深的夜色里，中南海传出了雄壮有力的歌声。歌声里荡漾着歌唱者的喜悦，这是完成历史使命的喜悦，是新纪元即将开始的喜悦。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大会讨论了审查委员会提出的《国旗、国都、纪年、国歌决议草案》。大会逐项进行表决，最后全体代表以举手和热烈的掌声通过四个议案。
第三个议案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掌声又一次响起来了，第六小组的成员心情格外舒畅。时至今日，回忆当时的情景，他们还为自己参与并完成了建国的重要准备工作而感到自豪和兴奋。
1978年，受“左”的思想影响，全国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于3月5日通过决议，把国歌的歌词改为集体填写的新词：“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进！”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原词的作者田汉在“文革”中蒙受不白之冤，被迫害致死，《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也随之受到株连。撼山易，撼历史难，《义勇军进行曲》毕竟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时至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修改宪法，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于1982年12月4日，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当宣布决议通过时，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1995年12月1日上午，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首都文艺、教育、体育等各界代表济济一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王光英等及田汉、聂耳的家属也均在座。中国文联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60周年。
对《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产生的意义，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在会上的讲话，可以说言简意赅，字字千钧。他说，这是一首凝结着中国人民血肉、精魂，汇集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呐喊与意志的歌曲。它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像火山爆发一样，从中华大地喷薄而出，并传遍全世界。它不仅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歌，而且是中华民族大义大勇，充满智慧与尊严的颂歌。每当唱起它的时候，总是自然而然地在心底升腾起一种庄严、一种神圣、一种自豪和一种一往无前的强大力量。
一石激起千重浪，那激越的旋律回响在与会者的心头。田汉的长子田申介绍自己所了解的创作经过；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吕骥回忆起30年代与聂耳一起在上海开展左翼音乐文化活动的情景。他们深情的回忆，将人们的思绪带回那60年前走过的烽火历程。
老音乐家周巍峙说，这首歌几乎成了群众集会必唱的“会歌”或“队歌”。“一二•九”运动，北平学生在这歌声之中和国民党警察搏斗；抗战时期，无数革命志士就是唱着这首歌走上战场的。解放军艺术学校原院长、年届八十的魏传统也深有同感地说，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中，第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的情景，其巨大的震撼力量，至今使他难忘。与之共鸣的新中国跳高运动员郑凤荣、天安门国旗护卫队队长陈洁等，也讲述了《国歌》所表现出的“万众一心”拼搏精神，对自己的鼓舞和在他们人生道路上留下的深刻印象。
一段历史回忆一段激情，汇入了大家对国歌历史意义的盛赞之中。六十年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赤诚的心发出了“最后的吼声”。60年来，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节拍，和着那激昂的旋律，中国人民赢得了一个个胜利。今天，她又成为了新长征路上的战歌。国歌之所以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主要取决于她深刻的人民性，她唱出了人民的心声、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希望。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诞生，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义勇军进行曲》万众一心、团结奋进的精神，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就在人们畅谈之时，一场恢宏的音乐会已在筹划之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为这次纪念音乐会题词：热爱祖国，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赞美祖国。
2005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纪念音乐会”在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当《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在巨大的台幕上洪流一般涌过时，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高耸的长城背景下，阵容强大的管弦乐队奏响了激动人心的最强音。
这台大型专场纪念音乐会，正如江泽民的题词那样，分为《热爱祖国》、《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赞美祖国》四章，计28个节目组成。
这些节目全都是观众喜爱的歌曲，其中不仅包括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挚爱之情的《翻身农奴把歌唱》、《祖国颂》、《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的祖国》，还有体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斗争精神风貌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当兵的人》、《骏马奔驰保边疆》，以及体现中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决心的《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我爱你，中国》、《北京颂歌》等。
歌唱演员也是观众熟悉的：才旦卓玛、德德玛、寇家伦、吴雁泽、蒋大为、李谷一、关牧村、彭丽媛、殷秀梅、宋祖英等。他们分别来自中央乐团、中央歌剧院、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总政歌舞团、解放军军乐团等。音乐会由李默然、倪萍主持。此中足见阵容的强大。
音乐会上，上百名少年儿童合唱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充满朝气与无限希望。歌声中，著名表演艺术家田华代表老一辈，将一面少先队队旗交给了三名少先队员，象征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后继有人。台上、台下激情汇流在一起，不时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
最后，全场观众同声高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江泽民、李鹏、乔石、朱镕基、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万人一起高唱。高亢激越的歌声在会场震荡、回响，此情此景令人心潮起伏，豪情满怀，热血沸腾！
参加音乐会的还有在《义勇军进行曲》中亲眼目睹五星红旗在联合国升起的记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和国旗班的官兵、大庆油田和“毛泽东号”机车组的工人、来自山区的教师。罗浪作为开国大典第一次演奏国歌的总指挥，回忆鲜红的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中升起时的情景说，当时天安门广场沸腾着，那激奋人心的场面和欢声，我终生难忘，国歌这首伟大的作品将一代一代传下去，一代比一代唱得更嘹亮。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高唱国歌向前进》。文章中谈到：六十年前，当日寇的铁蹄践踏我们可爱的祖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向全中国人民发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最强音。唱着她，无数中华儿女告别亲人，告别家乡，奔赴抗日的战场；唱着她，多少仁人志士宁死不屈，慷慨捐躯；唱着她，四万万同胞热泪盈眶，仰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唱着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阔步前进；唱着她，昔日的“东亚病夫”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巍然屹立。
如果问，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上，乃至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哪一首歌激励、鼓舞、团结、凝聚的人最多？哪一首歌对我们民族的命运产生的影响最广泛、最深远？哪一首歌将会世世代代永镌亿万人的心田、融入亿万人的血液？那就是《义勇军进行曲》！那就是我们的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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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歌诞生过程
1.2.1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发动侵略中国东北战争
⑴ 日本侵华与抗日救亡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三天，日本陆军中央部已经决定要发动侵略中国东北战争了。
① 兵力配置
发动侵略中国东北战争的当时，日本驻扎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叫关东军。它统率1个师团（师）、6个独立守备队、1个旅顺重炮兵大队和关东宪兵队。大致布置如下：
关东军司令部，驻地在旅顺。
第二师团司令部，驻地在辽阳。它下辖2个旅团（旅）、1个骑兵联队（团）、1个野炮兵联队和1个工兵大队（营）。具体情况如下：
在辽阳驻扎1个联队；步兵第三旅团司令部，驻地在长春，驻扎步兵1个联队，步兵第四联队本部；步兵第十五旅团司令部，驻地在沈阳城外，驻扎2个联队；步兵第二十九联队本部驻地在旅顺，驻扎1个联队；骑兵第二联队本部，驻地在公主岭，驻扎1个骑兵联队和独立大队；野炮兵第二联队本部，驻地在海城；工兵第二大队本部，驻地在铁岭。
独立守备队司令部，驻地在公主岭，它下辖6个步兵大队（营），分设如下：
独立步兵第一大队，驻扎公主岭；独立步兵第二大队，驻扎开源；独立步兵第三大队，驻扎沈阳；独立步兵第四大队，驻扎连山关；独立步兵第五大队，驻扎大石桥；独立步兵第六大队，驻扎瓦房店。
旅顺重炮兵大队，驻扎旅顺。
关东宪兵队，驻旅顺。按日本人的说法，第二师团的兵员为5000人；每个独立大队兵员为900人，6个大队共为5400人。据三宅喜二郎和尾形详一的考证，当时日本的兵力为20000余人。另据张学良的报告：“当时日军第二师团为14760名，守备队5400名，宪兵分遣队2561名，飞机52架，人员1110名，铁路界内警察1483名，连同领事馆所属警察，共3051名”。这样算来，当时日本的兵力共为26882人，这还不包括上述的“在乡军人”，以及武装起来、在这次侵略战争中“敢斗”的满铁职工。
中国东北有兵力40万，相比之下，日本为2万人；为40与2之比。由于蒋介石使用计谋，迫使张学良于1930年9月18日将7万大军开到关内，帮蒋介石打阎锡山和冯玉祥（所谓“中原大战” ），日本人挑动石友三军和阎锡山在关内掀起反对张学良运动。这样，到1931年6月，不但未能及时把大军撤回东北，反而增派4万余人到关内。这样，就使张学良的主力陷入华北而无法自拔，使张在关外只剩下6万人。事情不仅如此，在“九•一八”事变时，正当日军要集中攻打沈阳时，东北军在沈阳真正有战斗力的，只剩下北大营的第七旅（王以哲，兵力为6800人）。
更为严重的是，当时张学良被困在北平。这时，张学良曾设想以停止内战，实现国家统一，来对抗日本的侵略威胁。7月10日，张学良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说：“盖东北最后非以武力，难于保持安全；如今日本正期望对外扩张，如成为事实，我国亦必须猛省觉悟”。他以强烈的语调逼迫蒋介石说：“如不首先停止内战，团结统一，即使到明日也不能实现团结。”但是，7月13日，蒋介石以军事作战已发动为理由，拒绝停战。8月16日，蒋介石害怕张学良给他惹祸，在致张学良的“铣电（16日电）”中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无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这对1931年的东北来说，种下了致命的恶果。
② 战争爆发
关东军本来预定要在9月28日发动战争的，这是由于永田铁山帮忙，关东军秘密运到沈阳、安置在日本驻沈阳的步兵第二十九联队兵营的28毫米口径重炮，一直到9月10日才安装好；而且，还要训练炮兵进行操作，搜集炮弹等，很费时间。其次，他们认为，等待高粱收割后进行作战比较有利。因为高粱生长茂密，中国军民易于隐蔽，很难发现。因此就决定9月28日发动事变。
当时预定要以爆炸铁路声为信号，用安装在日本驻军兵营里的28毫米（一说24毫米）重炮轰击北大营的中国兵营；同时，驻沈阳的日本部队进行夜袭，一举占领沈阳城。
但是，由于建川美次到沈阳，就使关东军提前于18日发动战争了。
板垣陪同建川于18日晚7时乘火车到达沈阳，并到了菊文旅馆后，板垣不等出席酒宴，就急忙赶到奉天特务机关，急迫地等待爆炸声一响，即进行现场指挥。
爆炸计划的具体执行者是今田新太郎大尉。他早在三天前就与花谷正、沈阳独立守备队的川岛中队长（连长）和河本末守中尉商定，要在晚上长春发的快车通过前动手。为此，还准备好黄色方形炸药包。18日上午，今田告诉川岛中队的3名中尉军官河本、野田耕夫和田村正说：“今晚动手。”川岛中队立即检查装备，做好出动的准备。当天傍晚开始进行所谓的“演习”，川岛率105名部下向文官屯以南地区出动，在柳条湖爆炸地点3公里处进行前线指挥。其他部队也分散在文官屯前一带。具体进行爆炸的河本中尉，率领松田军曹等几名部下到现场，把今田准备好的炸药包放在西侧铁轨接口处的两侧。晚上10时20分左右，点燃了炸药包，只听轰的一声，据说西侧的路轨被炸坏1.5米左右。但从长春发到沈阳的快车，却顺利通过并按预定时间，即晚10时40分到达沈阳。
河本中尉在点燃炸药包的同时，即用携带的电话机向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和独立守备大队报告。板垣征四郎接到报告后，立即下达了关东军的“军令”，命令第二和第五独立守备大队攻打北大营；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攻打沈阳城；要求驻守辽阳的第二师团以主力增援。
然后，花谷正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名义，分别向旅顺关东军司令部、辽阳第二师司令部、日本陆军本部发出电报。
关东军司令部在18日晚11时50分及19日凌晨零时30分，接到花谷正两次发来的急电，报告说：“18日晚10时30分有三、四个中队（连）兵力的支那正规军，炸坏北大营西南侧满铁铁轨，虎石台中队对它开始攻击，奉天独立守备步队第二大队正在向现场出动中。11时过后，虎石台中队占领北大营一角。”云云。关东军各位参谋、幕僚在接到第一份电报后，聚集在军司令部内商讨对策，他们经过讨论，支持石原要求全面进攻的主张。接到第二份电报后，本庄繁来到办公室，决定下达全面进攻的命令：
一、第二师团要迅速集中于奉天，攻击该地之敌。
二、步兵第三旅团长要负起指挥步兵第四联队及骑兵第二联队，并警备长春之责任，对驻扎该地附近的支那军，要秘密准备攻击。
三、独立守备队司令官，要以第一、第五大队主力，向奉天前进。
四、独立守备步兵第三大队，要迅速驱逐营口之敌，并占领该地。
五、独立守备步兵第四大队，要迅速肃清凤凰城之敌，并占领安东。
六、独立守备步兵第六大队，要以二个中队迅速集中于奉天，接受第二师团长的指挥。
与此同时，对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发出电报，请求他迅速派遣增援部队。
本庄繁在作了上述部署后，于19日凌晨3时30分，率关东军司令部有关人员和步兵第三十联队从旅顺出发，乘专车于当天中午12时到达沈阳。按既定的军事部署，下令关东军立即向北大营和沈阳城发起攻击。这时，他独断下达了如下四道“军令”：
一、第二独立守备大队扫荡北大营之敌；
二、第二十九步兵联队攻击奉天城；
三、第五独立守备大队从北面攻击北大营，并接受第二独立守备大队长的指挥；
四、要求第二师团以实力增援。
在此之前，按关东军的军事部署，日本驻沈阳各部队已做好出动的准备。第二独立守备队长岛本正一中佐与第二十九联队长平田幸弘大佐，在听到信号后，经过协议，决定以独立守备队进攻北大营；第二十九联队进攻沈阳城。正好接到上述军令，独立守备队长就率领驻奉天的第一、第四中队及追击炮分队，乘坐事先安排好的火车，急行奔向北大营。他们在柳条湖车站下车后，于当夜12时左右，开始向北大营西南角进攻。在此以前，驻虎石台的第三中队以主力开始向北大营西北角攻击。
当时，驻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精锐部队独立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当天夜里不在兵营。该旅下辖三个团，即第619、620、621团，兵力共为9800名。在北大营被攻击时，旅参谋长赵镇藩立即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打电话报告，得到的指示是：“不准抵抗”，“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这样，到11时过后，第616团和第621团先后向东三咀子撤走，使日军虎石台中队攻占了北大营西南角，为后续部队进攻形成了据点。到12时，当敌军守备大队到达时，第620团团长王铁汉突然接到旅长王以哲从城里打来电话，指示：“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后，进行交涉。日本守备大队这时以主力从东面和西面进攻北大营；独立守备第六大队根据陆军省命令和独立守备队命令，第二、第三中队、机枪队、步兵炮兵小队通讯班于上午4时10分从鞍山站出发，8时30分到达北大营。独立守备第二大队长由于第六大队到达，与板垣参谋和第二师团联系后，接到要在沈海铁路线以北地区、攻击东大营的军命令；然后又接到第二师团长的通报，该师团自沈海路线以南地区攻击东大营。由于守备队司令官森连未到沈阳，该大队长自行决定一并指挥各大队，并与第二师团合作，向东大营进攻。他命令第六大队为右第一线，第五大队为左第一线，向东大营展开，并以第二大队为预备队。
于是，第二师团和独立守备队的各部队按照命令向前展开，继续实行攻击前进，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于上午10时40分至12时30分之间，占领了东大营和山咀子（东陵）兵营。
当时在沈阳外城和内城，中国卫队和公安队共计约有800人；东大营有步兵、炮兵研究班（兵力不明）。他们没有经过什么抵抗，就溃散了。
由于东北军的主力调到关内，最高指挥官不在，加上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整个沈阳城在短短14个小时内就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
③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国土沦丧，全国人民无比愤怒，迅速掀起抗日救国斗争高潮。流亡关内的东北各阶层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更积极地投身到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中来。
中国工人阶级站在这次抗日救国斗争的前列。9月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首先举行了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和搬运货物。26日，上海的邮务、水电、卷烟、针织、棉纺、皮革等各业100多个工会的数万工人和上海市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群情激昂的工人群众赶走了企图控制这次大会的国民党官吏和黄色工会头目，由群众自己主持大会，通过要求对日宣战、武装民众、惩办失职失地官吏等决议案，并进行了反日示威游行。随后，上海23家日商纱厂的工人成立抗日救国会；继之，80多万上海工人又组成了抗日救国联合会。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会马相伯、夏衍、田汉、聂耳等280余人鉴于中华民族危机日迫，整个中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特发表了《宣言》，全文如下：



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国难日亟，东北四省沦亡之后，华北五省又在朝不保夕的危机之下了！“以土事敌，土不尽，敌不餍。”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够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面前而领导救国运动！华北教育界“最后一课”的决心，是值得赞佩的。华北青年热烈的救国运动，尤其引起我们十二万分的同情。因为华北事件的教训，我们应该进一步的觉悟！与其到了敌人刀口放在我们的项颈的时候，再下最大的决心，毋宁早日奋起，更有效的保存民族元气，争取民族解放。
四年余的事实告诉我们：敌人对中国的侵略，决不是少数人的盲动和野心，而是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积重难返的经济恐慌和赤字财政造成了它积极侵略的大陆政策。假如到了今日还有人想用妥协、提携、亲善、甚至游说的方式，希求敌人的觉悟，那真是与虎谋皮了。
争取民族的解放，不单是中国人民的天经地义，而是任何被压迫民族的天经地义。敌人的压迫愈严重，中国人民对民族解放的要求，亦愈高涨。尽量地组织民众，一心一德地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这样的一个神圣战争，世界上凡是有理性的人，都会给我们以深切的同情。一切苟且因循的政策，都只有分散民族阵线，使敌人逐步的消灭我们。因此，我们主张：
㈠ 坚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
㈡ 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成；
㈢ 坚持否认以地方事件解决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这是整个的中国领土、主权问题；
㈣ 要求即日出兵讨伐冀东及华北伪组织；
㈤ 要求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
㈥ 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
㈦ 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
㈧ 全国民众立刻自动组织起来，采取有效的手段，贯彻我们的救国主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血与火的岁月。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突破金沙江，显示了毛泽东的高超的军事指挥智慧。5月，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越过雪山，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建立华北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中心瓦窑堡。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立即迎击国民党军的“围剿”。11月20日至24日，红军在直罗镇取得歼灭国民党二0九师的重大胜利，巩固了陕甘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1935年5月初，在天津日租界发生了亲日分子、《国权报》社长胡某和《振报》社长白某被暗杀的“河北事件”。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驻北平使馆武官高桥坦密谋借此挑起事端，声称此案“与中国的蓝衣社、宪兵特务队及青红帮都有秘密关系”，“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5月中旬，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受日伪军压迫由热河境内退入冀东“非武装区”遵化县附近，后在遵化茅山沟遭日军围攻。29日，酒井、高桥又以中国官兵援助孙永勤部是“破坏唐沽协定行为”为由，向北平军分会代表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责问”，并声称：“今后如再发生如此行为，或得悉将要发生此种行为，日本军将根据条约的规定，采取自认为必要的自卫行动”。接着，天津日军连日在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并举行巷战演习。6月9日，酒井、高桥又向何应钦提出了下列更为苛刻的要求：㈠ 取消河北省包括铁路党部在内的一切国民党党部；㈡ 撤退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㈢ 解散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及第二十五师的学生训练班；㈣ 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其他所指派各官吏；㈤ 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10日，何应钦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汪精卫的指示，约见高桥，表示全面承诺。之后，日方一再要求有文字规定。7月6日，何应钦在日方坚持要求下，经汪精卫批准，复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谓：“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均承诺之，并自主如期的执行。”至此，形成了何、梅之间的协议。这一协议，习惯上称作《何梅协定》。
“河北事件”纠缠未了之际，又发生了“张北事变”。1935年5月31日，日本驻阿巴嘎（当时察哈尔境内）特务机关四名成员乘卡车从多伦（原属察哈尔省）出发去张家口，6月5日下午4时左右到达张北县北门。张北驻军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一三二师部队哨兵令其停车检查，四人出示了多伦日本特务机关发放的身份证明书，被带师司令部进行盘查。宋哲元在日本的压力下，命令于6日上午11时全部放行。日本认为，一三二师对日本人的盘查讯问是对日军的侮辱，是敌对行为。6月11日，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中佐向察哈尔军政提出抗议，要求向日方道歉，处分责任者，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让土肥原贤二与秦德纯在北平秦宅进行谈判。日本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参加了谈判。日方提出：⑴ 将宋哲元军撤退至停战协定线（昌平至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以西；⑵ 将宪兵队、国民党部及蓝衣社撤出察哈尔省，禁止排日行为；⑶ 以上两点于两周内实行完毕；⑷ 关于“张北事件”要道歉，对直接负责人要处罚。秦德纯表示请示中央（南京政府）后再作答复。执行对日退让妥协政策的南京政府，完全同意了日本的无理要求。
6月27日，察省代主席秦德纯与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正式签订了《秦土协定》。其主要内容为：㈠ 向日军道歉，撤检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担保日本人今后在察省可以自由行动；㈡ 成立东行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㈢ 中国方面停止向察省移民；㈣ 解散察省排日机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使中国冀、察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
对于国民党一次次的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的丧权辱国的行径，中国共产党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特别是在卖国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订立后，日本帝国主义实际控制了冀、察两省。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已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集中国力，团结御侮，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适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早在1934年4月，日本发表独占中国的天羽声明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曾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纲领》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等1779人签名，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发表的。
⑵ 中共《八一宣言》吹响了全民族抗战号角
1935年8月1日，红军还在长征途中，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在深刻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卖国内战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危机，论述‘九•一八’以来爱国将士、民族英雄前仆后继英勇作战，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和必胜信念之后，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同以前的统一战线口号、主张相比，《八一宣言》有许多特点”。宣言不再是局限于过去的下层统一战线或工农兵学商的联合，而是扩大为各党派、各行、各界、各个民族的联合。宣言提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专门技能出专门技能”的口号，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宣言所主张的联合抗日，已不止于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支持的联合，而是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要求更有成效、更高级的联合。宣言虽未把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内，但却号召党派抛弃过去的成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比1934年所提六大纲领更为完善。宣言的发表，不再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是真诚地要求付之实践，要求各界立即进行协商、谈判，召集各界的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的实际工作，并表示我党愿作发起人。
《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基本形成。在实践上，它获得了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也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大力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阶段。
“九•一八”事变后，政治路线上的“左”倾关门主义，同城市中心论、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有所不同，它是一个思潮，是带有全党性质的问题。这种极“左”思潮（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还有国际的背景，它同当时共产国际的长官意志，同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集团对革命的残酷屠杀，同中间阶级叛变革命，反复无常，都有密切的联系。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下，要化敌为友，要把昨日的背叛者认做同盟者，联合次要敌人反对主要敌人，这绝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党在多次的失败和挫折中，逐步总结经验教训，才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阶级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
《八一宣言》发表后，同年11月13日，中央红军刚到陕甘，党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指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拥护与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反蒋的战争！”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号召一切愿意抗日反蒋的政治派别、武装部队、社会团体，联合起来，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以实现抗日救国。
《八一宣言》与党的号召，在国民党统治区发生巨大政治影响，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现将该文献附记如下：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八一宣言）
（1935年8月1日）
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各省，有最重要战略意义的热、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现在实际上都完全在日寇军力控制之下。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自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摺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着着实行，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
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着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国领土，以“逆来顺受”的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武断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准备复仇”等骗人口号来制止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来了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民坐以待亡。而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日寇要求撤退于学忠、宋哲元等军队，这些军队便立刻奉令南下西开去进行内战了；日寇要求撤退某些军政长官，某些军政长官便立刻被撤职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报章杂志，那些报章杂志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惩办《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日寇要求中国政府实行奴化教育，蒋贼的军政机关便立刻焚书坑儒了；日寇要求中国聘请日本顾问，蒋贼的军政机关便立刻开门揖盗了；甚至日寇要求解散国民党党部，北方厦门等地国民党党部便立刻奉命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蓝衣社组织，蓝衣社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风潜逃了。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认为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我国这些行动，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耻辱！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的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啄的余地。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
不能！绝对不能！阿比西尼亚以八百万人民的国家，尚能对意大利帝国主义准备作英勇的武装反抗，以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人民；难道我们四万万人民的泱泱大国，就能这样束手待毙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深切相信：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愿作李完用、郑孝胥、张景惠、溥仪第二去靦颜事仇而外，我绝大多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绝不甘心作日寇的牛马奴隶。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红军再三提议与各军队共同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十九路军及民众的淞沪抗日血战，察哈尔、长城及滦东各地军民英勇杀贼，福建人民政府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日，罗登贤、徐名鸿、吉鸿昌、邓铁梅、伯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刘崇武、田汉、杜重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陈铭枢、方振武等抗日部队艰苦斗争，宋庆龄、何香凝、李杜、马相伯等数千人发表中华民族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数年来我工农商学各界同胞为抗日而进行排货、罢工、罢市、罢课、示威等救国运动，尤其是我东北数十万武装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徳泰、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到现在，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
因此，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弟兄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
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   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其行政方针应包括下列各点：
㈠ 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㈡ 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㈢ 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㈣ 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㈤ 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㈥ 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各界生活；
㈦ 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㈧ 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㈨ 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㈩ 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为的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民众作后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同胞们起来！
为祖国生命而战！
为民族生存而战！
为国家独立而战！
为领土完整而战！
为人权自由而战！
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五女山文艺

1.2.2 国歌与电影《风云儿女》
1935年2月，上海戏剧家、诗人田汉愤于民族的危难，创作了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夏衍接过田汉剧本用电影文学剧本形式把它改编成电影脚本。然后由田汉撰写了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歌词。夏衍随即将歌词转交青年音乐家聂耳谱曲。《风云儿女》主题歌雄浑、激越、高昂的音乐旋律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战斗信心。从此唱遍了黄河上下，长江南北。在铁血硝烟的战争年代里，彰显出中华民族不可侵犯的凛然正气和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新中国成立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极其看重这首《风云儿女》主题歌，都称《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国的《马赛曲》，他们纷纷向首届人民政协提议，将此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绝大多数代表认为，这首歌曲是中国历史的产物，应该以国歌方式保存下去。1949年9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丰泽园颐年堂召开座谈会。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指出，这首歌提醒大家要居安思危，安不能忘危，我们要警钟长鸣。毛泽东指出，我们虽然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但还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压迫，还须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在代表热烈掌声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举手表决通过了一个新的国歌歌词。但是，就在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一部反映田汉创作《风云儿女》剧本历程的电影《聂耳》重新公映。在中国发生了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时候，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新歌词国歌”变成过眼云烟。2004年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成为国家的象征，民族的灵魂。这一支歌历经70年风雨沧桑，仍不失为时代最强音。

五女山文艺

1.2.3《风云儿女》的创作过程
任何文艺作品都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是作家对生活认识的反映。《义勇军进行曲》作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其产生的原因和经过，也是如此。
1933年冬天，正当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郑桂林参加抗日同盟军失败，入关后被国民党特务刺杀；吉林抗日救国军王德林退入苏联；黑龙江抗日同盟军将领李海青遭暗杀时，左翼成员田汉、阳翰笙在上海支持的艺华电影公司摄影场，也被反动派唆使的暴徒捣毁了。1934年，左翼电影运动的新阵地——电通公司成立了。田汉和阳翰笙面对严酷的形势，决心全力支持这一新生的阵地。为此，田汉和聂耳合作，为电通公司的《桃李劫》创作了主题歌《毕业歌》，一炮打响。
秋雨狂卷着黄浦江的夜晚，田汉在“恳谈会”上应允再写一个剧本，以示支持。到冬季的时候，面对电通公司急切地催稿、对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充满忧患意识的田汉，以全国民众为之关注的长城抗战为背景，以流亡上海的东北青年为主人翁，通过他们的经历和感情纠葛，突出了中华民族奋起抗击外敌入侵、收复失地的决心，将名为《凤凰涅槃图》剧本写了一个故事梗概，交给了电通公司的孙师毅。一方面以此作为践言，一方面也求之征询意见。
这个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的梗概，约10余页，总计15个章节。一、亭子间的奇遇；二、宴会席上；三、“天上的福音”；四、在医院里；五、新家；六、女同学；七、不测的风云；八、狱中风景；九、在风景地青岛；十、“铁蹄下的歌女”；十一、无限的惆怅；十二、投到祖父的怀里；十三、诗人与战争；十四、血写成的诗；十五、凤凰的再生。
《义勇军进行曲》便是剧本的主题歌。田汉后来曾回忆说：“原定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的，却因为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其中的缘故是1935年2月田汉被捕。这时剧本还在孙师毅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书桌上搁置了一个时期，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就请孙师毅根据歌词内容设法填补。实际上只不过改了两三个字，即原词的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为了尽快开拍，电通公司决定由夏衍根据梗概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名称改为《风云儿女》。
故事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1933年，在上海的一间三层阁楼里，住着两位因为东北沦陷而流亡此地的青年。他们一个是诗人辛白华，一个是在北方从过军的好友梁质夫。与他们临窗相对而居的是和丈夫离了婚、富有而美丽的施夫人。楼下是相依为命的阿凤母女俩。故事的纠葛是在这三户人家中展开的。在阿凤母亲去世后，两个侠义的青年资助了阿凤入学，步入生活。质夫因铁血团朋友牵连被捕后，辛白华投奔施夫人身边去了青岛。梁质夫保释出狱斗志不泯，抗战中牺牲在长城古北口。辛白华得知详情，在阿凤的感召下沸腾了热血，也成为保卫长城的勇士，与阿凤在炮火中相见，一起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冲向敌阵。
聂耳知道了《风云儿女》有一首主题歌，就主动找到夏衍，“听说田汉先生写的《风云儿女》有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请交给我作曲好吗？”没等夏衍回答，他又坚决地重复说：“请交给我，我干，我想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聂耳读过文学剧本后，找到导演许幸之。虽然初次见面，但他热情、坦率而又诚恳中显现出的音乐家气质，给许幸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认为他不仅有音乐家的天赋，而且还具有表演的才能，发现他与剧本中梁质夫的气质有共同之处。于是直截了当对他说：“除了作曲任务之外，还有一个任务要配给你，你干不干？”
“什么任务？你说吧。”
许幸之介绍了《风云儿女》剧本的主角辛白华和阿凤，已经分别由袁牧之和王人美担任，重要配角梁质夫是一个富有革命理想的热血男儿，还没有找到人。然后说：“我一眼看中了你。因为无论是从气质上、性格上、体态外形上，这个角色由你老兄来扮演最为理想。怎么样？”
“行！”聂耳爽直干脆地答应了。
许幸之慧眼识才。在《扬子江暴风雨》中，聂耳就曾扮演了剧中的码头工人老王。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帝国主义侵略者向码头工人开枪，打死了老王的孙子小栓时，他抱起尸体向敌人冲去。随着他“我们不怕死，不要拿死来吓唬我们”的吼声，码头工人高唱着“我们不做亡国奴……”也一起冲上前去。这一场面当时就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台上台下立刻响起了一片吼声。当日在场的塔斯社记者深深为之感染，曾将这一场景通过莫斯科新闻媒介报道过。
许幸之与聂耳分手后不久，聂耳又找上门来说：“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前弹奏，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唱起来。房东老太婆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跑到楼上来大骂了我一顿，末了，我只有向她道歉了事。”
在通宵拍片后的一天清晨，许幸之睡梦中听到重重的叩门声，原来是聂耳，他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说：“好啦！兄弟！《义勇军进行曲》谱好了。”说完，便一手拿乐谱，一手在桌面上敲打着节拍，连续唱了好几遍。歌曲在号角声的导引下起唱，较好地把长短句组成的歌词处理成节奏明快而有力的进行曲，具有高昂的时代激情和雄伟的民族气魄。那激昂、雄壮的节奏，仿佛催人跨着矫健的步伐前进，使许幸之为之振奋。
突然，聂耳静下来，征询意见。两人讨论一番后，增加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叠句，最后三个“前进”以铿锵有力的休止符来煞尾。这一改动愈发突出了那坚决、勇敢、挺身而进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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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风云儿女》的基本情节
《风云儿女》由上海电通制片厂于1936年出品。编剧：田汉、夏衍。导演：许辛之。主演：王人美、袁牧之、谈瑛。拍摄：吴印咸。《义勇军进行曲》作词：田汉，作曲：聂耳。
经夏衍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的《风云儿女》故事如下：1932年，从东北流亡到上海的青年，辛白华和梁质夫同住在一座三层楼里。从东北逃荒到上海的阿凤母女住在二层楼。辛白华和梁质夫帮助阿凤母女度过年关。阿凤母亲逝世后，辛白华和梁质夫把阿凤送进学校念书。后来，梁质夫因抗日铁血团有关系遭到逮捕。辛白华躲进对面楼施夫人家里，彼此相爱。由于日本侵华形势较紧，施夫人与丈夫离婚，和辛白华到青岛度蜜月。阿凤到一家歌舞团当演员，后来返回祖父家里。日军进攻北平万里长城密云一带。1933年春，义勇军长城抗战的古北口战役打响了。从监狱出来的梁质夫投身义勇军保卫长城，并给辛白华写了一封信，鼓励辛白华参军抗日。梁质夫牺牲。辛白华看到梁质夫的信，毅然到北京长城一带和那里的军队和老百姓一同参加长城保卫战。辛白华在人群中发现阿凤，阿凤和爷爷支援抗战。辛白华参入他们队伍里，汇成军民抗日洪流。
经过许辛之导演和王人美、袁牧之、谈瑛等表演，吴印咸等拍摄录制合成的电影《风云儿女》情节如下：影片字幕在“义勇军进行曲“乐声中拉开。接着展现出两个屋里的平静生活的情景，阿凤在弹钢琴，辛白华和梁质夫在另一个屋里读报与写字。阿凤边弹琴边唱歌，辛白华和梁质夫赏画题诗。这时，女房东闯进屋里吵吵闹闹催他们交房租。总共欠租16元，他们支付给房东5元。阿凤哭了，她没有钱交租。辛白华和梁质夫二人凑合10元，替阿凤交了房租。辛白华写了首赞美长城的诗，梁质夫听到辛白华朗诵诗想起东北老家，阿凤想念故乡。他们交谈，辛白华家在吉林，梁质夫家在黑龙江，阿凤母女家住辽宁。辛白华问阿凤为什么不回辽宁老家。她说：家乡那里被日军占领，给糟蹋个不像样子。目前没挣着钱暂时回不去。辛白华指着放在桌上的那张国画“凤凰图”，讲述凤凰从火中飞去，变成新凤凰。辛白华与梁质夫接到宴会请帖，是对门施夫人发的。宴会上，施夫人介绍了她家庭情况，丈夫离婚，有2个小孩。辛白华对施夫人说：“家乡有无数义勇军英雄。”阿凤说他爱北方。施夫人说她是个广东人，那里是盛产明珠的地方。施夫人描绘自己的性格说：“自己长了一双狼一般眼睛。”谈笑一阵后，问梁质夫：“当过兵吗？我看你像一位军人。”梁质夫说他当过兵，学过武术。宴会散了，辛白华送施夫人回房，还对梁质夫劝说，叫梁质夫把学过的武术用到有用的地方去，青年人应该把自己的责任看重一些。梁质夫发现辛白华与施夫人暧昧关系，就对辛白华说：“我不希望诗人把青春献给美人，要为人民大众奉献青春。”辛白华和梁质夫发现阿凤在母亲床头，劝母亲别出去打工，注意身体。母亲说：“我死也不放心你，希望你找一个好人家。”还说：“我死后，劝你去找爷爷。”阿凤痛哭起来。辛白华和梁质夫过来安慰阿凤母女，把阿凤母亲送到医院。医生说老太太病太重吃药也无法救治了。阿凤感到失望，趴在辛白华怀里痛哭起来。阿凤母亲病故后，辛白华主张把阿凤送学校里读书，梁质夫和辛白华鼓励阿凤坚强起来，并且帮助她整理房间。辛白华拿出刚收到的一笔稿费，送阿凤上学读书。辛白华正在看报，阿凤慌忙起来，告诉梁质夫“赶快躲起来，警察来抓你了！”梁质夫来不及躲藏，被警察逮走。施夫人见情况紧急，劝辛白华离开这里。辛白华、施夫人、阿凤为梁质夫感到痛惜。阿凤想象中的梁质夫勇敢坚强、威武不屈。施夫人在吸香烟，女儿问妈妈说：“辛白华是干什么的？”施夫人对女儿说：“他是我的先生。”又说：“这家是我和辛先生的世界。”施夫人对辛白华说：“我父亲是南洋的商人。我丈夫不回家，他根本不懂爱情。”又对辛白华说：“我喜欢有钟情的男人，女人没有钟情男人生活是空虚的。”她送辛白华衣服，叫他在她家里过夜。辛白华从报纸上看见一条新闻，“日本炸了奸商”他们感到时局严峻，决定离开上海，施夫人买了船票，与辛白华上船去青岛了。阿凤在学校，被警察当作嫌疑犯，由老师监视她活动。老师同情阿凤是个孤女，劝阿凤赶快离开上海。阿凤回辽宁找爷爷去了。辛白华与施夫人坐在青岛海滩上。目睹海上外国轮船。辛白华说：“爱情就像做梦，梦再好也不长久。”辛白华和施夫人坐在海餐馆里。辛白华跟服务员要了一份南方报纸，施夫人在擦脂抹粉化妆。施夫人挽着辛白华胳膊去戏院看上海女孩演出。青岛大剧院门前张贴上海歌舞团广告。他们意外发现台上演节目的女孩是阿凤。阿凤独唱一首歌：“我们到处卖唱，我们到处献舞。我们到处卖歌卖舞，尝尽人生滋味。歌女可怜，是铁蹄下的歌女。被鞭打得遍体鳞伤，谁可以作亡国奴隶！”落幕以后，辛白华约阿凤相见。阿凤应邀并给辛白华一封信。施夫人怀疑辛白华与阿凤有私情。辛白华看信，阿凤邀他到天津见面。辛白华向施夫人提出回北方，施夫人陪他去北京。辛白华要自己一个人去北方。辛白华摆脱施夫人而离开青岛。阿凤结束漂流生活，乘一辆毛驴车回到老家，抱着爷爷痛哭一阵。阿凤望着爷爷说：“爷爷的胡子多了。”述说母亲不幸故去。爷爷捧着孙女头，老泪纵横，心里有说不出的遭遇和苦难。《长城日报》文艺副刊上登载“古北口血战”消息。辛白华在北京见到施夫人。辛白华朗诵他的诗，“保卫伟大的长城”，这首诗在《北京日报》发表，《北京日报》记者找到施夫人，要给辛白华和梁质夫一对东北流亡青年拍照，报道他们从上海回到北方保卫长城。辛白华说：“我敬爱的朋友在古北口战役中已经牺牲。”说着从衣袋掏出一封信给记者看，信上写着：“白华兄，情况紧急。为国争国土，为民族争自由，希望你做长城鬼雄！”银幕上硝烟弥漫，炮声震天，日军从山梁上爬过来。古北口的村民百姓肩挑背扛给义勇军送粮食和子弹，支援保卫长城的义勇军官兵。阿凤和爷爷挤在人群里。辛白华举着火把，寻找阿凤。辛白华和阿凤一起往前线奔跑，口里高喊：“同胞们！团结起来！共同去抓鬼子。”他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与抗日军民共同急速奋进，直至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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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风云儿女》的主题思想
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思想贯穿在《风云儿女》故事情节中。《风云儿女》主题歌从电影情节人物性格中自然流露出。因此，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思想集中表现在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上。
通过站在抗日最前线的东北义勇军将士，向在“最危险的时候”的中华民族，发出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呼喊，表现出可敬可畏的民族尊严和气概。
《义勇军进行曲》的激越旋律产生于抗战的铁血硝烟之中。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东北义勇军最先高举抵抗外侮的旗帜，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一曲民族尊严的热血天歌。
1935年4月15日，聂耳东渡日本。9月2日，他应邀出席中国留日学生第五次艺术聚餐会，这位反抗日本侵略的斗士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在日本率先畅响了《义勇军进行曲》，当时群情激昂，掌声雷动。同年夏天，田汉出狱那天正逢《风云儿女》首映，他看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横栏大黑体字，兴奋异常。可田汉随后又得知聂耳在日本不幸溺水身亡，不禁泪如雨下。
由于这首歌集中地概括了《风云儿女》的主题，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全国各阶层强烈要求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电影一上映，这首主题歌就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爱国热情。著名画家、音乐家丰子恺曾回忆说：“我从浙江经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时候，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于村夫牧童之口，都市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抗战中，田汉在武汉组织了规模庞大的《义勇军进行曲》演唱活动。1938年4月8日，十多万群众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汉口的会场，五光十色的旌旗和横额在空中翻腾、涌动。《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不会亡》的歌声震撼武汉三镇，代替了长江的涛声。天空中乌云翻滚，随后大雨滂沱，歌声与雨声交织在一起，大家群情激昂，全然不顾突然拉响的警报。这动人的场面已经载入史册。
1935年5月，《电影画报》刊出《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后，又灌制了唱片。不久，这首歌就响遍了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因为她不仅唱出了人们的心声，而且歌曲雄壮、上口。大家还喜欢歌词里面因为没有抗日的字样，当局和日本帝国主义都无办法反对，可是谁都知道，这首歌的主题就是抗日救亡。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虽是由田汉在仓促中写成，但蕴涵着他多年来，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切身感受。可贵的危机感和自救意识引发的全民行动，使他将这一意识成功地诗化在“长城”形象中，聂耳则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了歌词的主题和内涵。虽然聂耳开始作曲时，田汉已经入狱，田汉出狱后，聂耳逝世，但共同的爱国情怀和艺术理念使这对创作搭档珠联璧合，最终促成了这一不朽之作的问世。
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歌词，20刚出头的青年音乐家、中国共产党党员聂耳闻讯，主动找到夏衍，自信一定能把曲子写好。聂耳的信心有备而来，1933年到1935年，聂耳创作的30余首歌曲中有13首是与田汉合作的，其中就有为电影《桃李劫》创作的主题歌《毕业歌》。
全面抗战以前的救亡活动中，《义勇军进行曲》起到了巩固和提高大家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斗争的战斗作用。当唱起这首激昂雄壮歌曲的时候，无论是歌唱者还是听众，都同样感觉到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群众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1936年，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更加高涨的一年。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组织了救国会，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也进一步发展。
救国会曾经多次发动过上海人民的爱国游行示威，每次歌咏会的成员总是走在最前面。他们四个人一排，手拉着手，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即使面对着警察的威胁，他们也没有停息歌声，反而在“我们万众一心”的歌声中，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团结和勇气。
“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依然对《义勇军进行曲》情有独钟。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他正被幽禁在贵州天门洞。当日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各族民众欢聚在“坝子”上载歌载舞。将近中午，张学良把众人召集到一起，从一位老者处借来手杖权充指挥棒，亲自指挥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歌曲唱到结尾休止符处，他拄向地面的手杖竟然断成两截，其激奋之情自不待言。
1949年10月1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在天安门广场上隆重而庄严地奏响。
1.3 国歌作者的创作激情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使中国国内出现了新的政治形势。“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尖锐化使城市沸腾起来了。以青年学生为先锋，掀起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爱国运动。1931年12月，熊希龄、马相伯、章炳麟、沈钧儒、黄炎培等50位知名的上层人物组成“中华民国国难救急会”，连续发表宣言、通电，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改弦更张”，抵抗日本，实行民主。上海创办的《申报》和《新闻报》不惜冒风险，提出抗日的要求，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商务印书馆出版《东方杂志》发表评论，指责国民党政府断送东北三省，而且在人民面前不觉厚颜无耻。上海的《社会与教育》周刊发表文章，提醒国民党当局不可依赖国联调查团援助，而应自己奋斗。天津《大公报》发表积极主张抗日的评论。《大公报》公开指责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祸国殃民。北平的《世界日报》发表社论，反对国民党当局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退让，劝告蒋介石改变不抵抗政策，向人民赎罪。左翼文化团体创办了《萌芽月刊》、《拓荒者》、《文化月刊》、《北斗》、《文学》等几十种刊物，创作和发表了一大批号召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的各种样式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电影、音乐、新闻通讯等，充满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推动抗日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发挥了巨大的激励作用。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左翼文化运动逐渐将中心转向建立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他们不顾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为抗日战争事业做出贡献。
“五四”以后，田汉是受外国文艺影响最深、使用艺术方法最杂的一位剧作家，他的剧作和散文诗都没能摆脱波特莱尔的唯美主义思想。然而在唯美主义思想灌输下却在实践中赢得现实主义的声誉。1930年3月，田汉参加“左联”。在思想、艺术上都发生了变化，创作了20多部剧本。这些剧本题材一类是描写工人和资本家反动当局的斗争；一类是表现民族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创作抗日救亡题材的第一部剧本《乱钟》，写“九•一八”之夜，东北大学生听到日本进攻皇姑屯和北大营时表现出来的抗日爱国激情。田汉思想进步的重要表现是创作题材的转变，从着重表现自我转到着重表现工农，表现社会生活。田汉原有的浪漫主义风格和气质在表现民族救亡情绪时获得发扬。高度的爱国精神使他写出《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呼声，振奋了亿万人的心，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这种精神同样贯穿在他的剧作中。《风云儿女》剧作很富抒情与鼓动力。此剧“明批日伪，暗斥美蒋”，写的是东北抗日的事，实际上也反映上海人民支援东北义勇军的现实。因此，这部电影剧本宣传效果很好，充分反映了作者对祖国、对中华民族深刻的忧患意识。用“凤凰涅磐”的再生歌颂东北义勇军的价值观，给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编者夏衍以再创作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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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国歌原创素材源于东北义勇军
1935年春，共产党人田汉、聂耳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是根据东北风起云涌的抗日义勇军用血肉抗争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为创作源泉，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广大地区。日本侵略者践踏中国山河，屠杀中国国民，强奸妇女，霸占土地、矿山、工厂、银行，剥夺广大民众的自由，驱使他们充当奴隶，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无比愤怒。在艰苦条件下，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自发地掀起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让日本侵略者看到中国人不可欺，连老百姓都敢起来抗日。不管日本侵略者走到哪里，老百姓都把日本鬼子当作豺狼虎豹去消灭它。
⑴ 唐聚五在桓仁县城举义誓师，决不当亡国奴 ，一开始就组织起来共10万大军，在东边道各县摆开抗日战场，在伪满洲国后院燃起抗日烈火，把伪满洲国闹得臭名远扬，像老鼠过街，人人都敢打。辽宁民众自卫军先后打死平田等日军军官40多人。
⑵ 邓铁梅决心不吃伪满洲国饭，建立东北民众自卫军，雪夜包围火车站，捣毁凤城县衙门，打死日本少佐森林秀树。邓铁梅惨遭敌人杀害，刑场急书“正气歌”。
⑶ 东大学生军队长苗可秀回老家建立铁血团，在岫岩、本溪一带抗日。苗可秀光荣牺牲，生前给救国会写了一封信，汇报辽东“三角洲”义勇军抗日情况。
⑷ 1932年中秋节，李春润决定攻打抚顺，由梁希夫担任主攻，目标是消灭占领抚顺的日本守备队。梁希夫率团经过平顶山村时，大刀会烧毁了日本商店，以解心头之恨，接着砍死日本采矿所所长渡边。日本守备队封锁了大刀会前进的道路。为了扩开新路的大刀会烧毁老虎台采矿所、油库、电台、安全灯房，攻入了抚顺市区。在大刀会撤离市区时，日本宪兵队小川对平顶山村民进行了报复行动，首先烧毁了该村民房，然后架起6挺机枪将村民3000多人打死。梁希夫司令为此痛哭不止，发誓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
⑸ 桓仁抗日誓师大会后，王凤阁一举攻占柳河，柳河里敌人乱作一团。王凤阁率队相继占领了辉南、海龙，将敌人围困了2个月。日本增兵进行突围。王凤阁部队在百处山安营扎寨。日军包围了百处山，在老虎顶子山里把王凤阁的母亲、妻子和儿子逮捕，企图叫王凤阁投降。王凤阁临刑前谈笑风生，毫无畏惧，表现出抗日必胜的信心。
    筑成新的血肉长城——
⑴ 1931年9月19日早晨，驻在吉林省长春市的日本侵略军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与日军占领沈阳的侵略行为遥相呼应。驻长春的另一支日本侵略军以军事演习为借口也向中国守军进攻，两支日军将驻守长春的中国军队包围起来，吉林省长熙恰要求自卫，并下令中国守军对日军进攻进行反击。这时，吉长铁路百余名武警与日军展开激烈搏斗，伤亡惨重。熙恰下令撤军，到城外待命。日军自行炸毁吉林日本侨民的房屋，反诬中国军队所为。9月21日，熙恰投降日寇，日军占领吉林市。中国卫队冯占海宣布抗日，不顾熙恰阻拦，电告全国反对投降坚决抗日。冯占海把卫队开进舒兰县城，与当地救国军、绿林首领宫长海、姚秉乾联合成150多人的抗日队伍，从舒兰出发，经宾县、榆树、德惠一路杀向日伪军，把日伪军赶出五常、拉林。
⑵ 哈尔滨郊外的中国守军李林部大力支援宫长海、姚秉乾和冯占海救国军，与日伪精兵作战，哈尔滨市民举行市民大会，庆祝他们的胜利。驻双城的义勇军赵毅部队包围日伪军，活抓日军少将长谷。李林、宫长海、姚秉乾等各部联合起来，成立吉林自卫军，李林为总司令。
⑶ 吉林军某团三营营长王德林在延吉把侵入禁区的日军狠狠地揍了一顿，日军部队张牙舞爪前来报复。王德林拉起各地抗日军，成立吉林省国民救国军，回击企图报复的日本军队，并且乘胜攻打敦化。率队的参谋长李延禄击溃日军残余部队，把被日军抓去受刑的几位爱国志士解救出来。
⑷ 国民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挥师五虎林，攻克宁安，大战东京城。日军以飞机大炮轰炸王德林阵地。王德林和李延禄埋伏在大道两旁，击毙日军大佐小川。然后将日军引入葫芦头沟，被火烧死日军若干人。剩余的日军在铃木带领下逃到镜泊湖一带山林。海林县救国军与吉林救国军联合，破坏了火车道，炸翻敌人的火车。
⑸ 王德林聘请周保中当救国军司令部参谋长。不久，王德林、周保中率2万大军挺进敦化城，首先攻克北山炮台，歼灭日军守敌。又炸毁了宁安城的日本领事馆。连续打败磨刀石车站的敌人，突破了号称“东方防线”的日军重围。王德林为了保护自己的部队，约600人退到苏联境内。副司令吴义成率部队参加饶河抗日游击队。
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⑴ 日军制造沈阳柳条湖事件，北大营失陷。
⑵ 9月19日，沈阳兵工厂工人举行大罢工。上海、北京等全国大城市游行集会，发通电，向日本国会抗议。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向全国发“告东北同胞书”。
⑶ 辽西高鹏振建立东北国民救国会，在五台子地方发动百姓杀死70多名日军。
⑷ 辽宁省公安厅兼警务厅长黄显声发动辽西、辽东各市及县公安系统组织抗日义勇军，委任24位司令官。辽西绿林军司令亮甲歼灭日军古贺部队80多人。关东军司令部深感震惊。
⑸ 绥中、兴城的东北军中尉郑桂林拉起武装队伍抗日，攻打县城日军驻地，炸毁日军营房和全部房屋。
⑹ 沈阳铁路警官赵亚洲联合“金山好”攻打沈阳小东门。在义勇军赵殿良等部队配合下，兵分三路攻打沈阳古城，烧毁日军飞机库，活抓大南门警察20多人。他们以此行动纪念“九•一八”事变国难一周年。
我们万众一心——
⑴ 黑龙江省步兵三旅旅长马占山上任，李青山团前往嫩江桥迎接新旅长马占山。日伪军闻讯后，向江桥扑来，企图阻击马占山上任。马占山抓住日伪军进攻的机会，指挥部队向日伪军发起进攻。日伪军紧逼马占山、李青山部队直至齐齐哈尔。马占山撤离到海伦后，任命了保卫团和民团军官，发动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马占山枪尽弹绝后撤入克山。日军称“江桥抗战”是他们自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第一次遭受的最大抵抗。
⑵ 李青山“江桥抗战”有功，被马占山提升为旅长。马占山被日军骗到沈阳，参加伪满洲国建国会。李海青愤然出走去扶余。他在扶余将部队改称东北民众自卫军，队伍发展到1万多人。先后袭击农安城、吉长铁路兴隆山车站。马占山抛弃伪满洲的官衙，建立抗日救国会，组成8支义勇军。这时，李海青转变了对马占山的态度，主动与马占山会师，马占山委任李海青为抗日救国军军长。
⑶ 马占山得知国联调查团抵达哈尔滨，急电抗日救国军和11支义勇军合力进攻哈尔滨北松树镇日本守军。马占山在黑河遣散了妻妾，把家产和地契分给佃农，还把自家开的烧锅、店铺、电灯厂、客栈卖掉作军饷。马占山在黑河举行抗日誓师大会，然后挥师出征，要与丁超、李杜的吉林自卫军会合。日本关东军发现了马占山活动，用飞机大炮和坦克边打边追。马占山设迷魂阵，丢弃印章、烟具，敌人捡到这些东西，大造谣言，宣称马占山被击毙。马占山发表通电，进行辟谣。武术队司令邓文闻讯后，潜入海伦日军司令部，砍杀百余日军，乘胜攻下安达、木兰、通河等各县城。
⑷ 呼伦贝尔地区警备司令苏柄文举旗抗日，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张殿九任副司令，谢珂任总参谋长。海拉尔、满洲里等地民众纷纷集会庆祝东北民众救国会成立。日军抢渡嫩江被苏柄文部队击退。敌人用飞机轰炸救国会阵地，并发起4次进攻。苏炳文部队兵分三路进攻富拉尔县城，全歼日军，日军调集重兵报复，救国军向日军进攻4昼夜，表现出救国军抗日勇气和信心。
⑸ 日军进攻富拉尔基城，救国军用大刀长矛与敌人拼搏，占领嫩江两岸天险修工事，与日军进行决死斗争，逐渐向海拉尔转移。马占山致电国联，然而未得到国联一文钱支援，不得已向苏联境内转移，李海青和邓文部撤到热河。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⑴ 1933年元旦，日军进犯山海关，东北军第九旅旅长何柱国下令奋起反击，打响了榆关战役。营长安德新牺牲。这时，从吉林、黑龙江退到山海关的东北义勇军和辽西东北义勇军第180路军郑桂林部，按照救国会命令防守九门口。朱霁青、耿继周、金子明、马子丹等部义勇军向绥中、锦州、义县的日伪军猛烈袭击，为阻击日军进关屡建奇功。
⑵ 日本侵略军从锦州向辽西进攻。国民党政府重兵围剿中共苏区。蒋介石迫于群众压力，派杨杰到北平搞防御计划，财政部长宋子文到热河视察，慷慨陈词，却一样不能兑现。东北义勇军要求抗日，张学良把东北义勇军编成7个军团。然后把7个军团编为两个集团军。张学良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张作相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一集团军防地在凌源——平泉——承德南边。第二集团军防地在凌源——平泉——承德北边。第二集团军旅把义勇军编入正规军，所以义勇军占居该军人数的一半。
⑶ 热北通辽的日军偷袭开鲁，热河战火燃起。日军先用飞机大炮轰击义勇军，义勇军从开鲁向南转移。北路第63军冯占海部的两支劲旅宫长海部和姚秉乾部全线溃退。日军占北票，进逼朝阳，打开承德通道。分守朝阳寺、金岭寺的义勇军李海峰、耿继周与日军雪夜拼搏，缴获许多装甲车，敌人寸步难行。日军绕过建平，打凌源。东北军全线撤出防线。血气方刚的义勇军第三军团总司令唐聚五难平心头之恨。第三军团在牛河梁与日军混战一夜，直到天明。日军出动飞机、装甲车进攻唐聚五部，并且抢占了高地。这时第二军团李纯华部星夜奔向唐聚五部借夜幕掩护，摸上敌人高地，出其不意地突袭敌人。赤峰守军主帅孙殿英把外线作战任务推给义勇军。冯占海与唐聚五联合制定防御策略。冯占海部封住城门，各部拼死守城池。唐聚五部面对敌人猛烈炮火，毫不退缩，沉重打击敢于进犯的日本侵略军，取得外线作战胜利，日军仅剩骑兵28人逃离战场。
⑷ 热河失陷，蒋介石逼张学良辞职。同一天，日军4个师团、3个旅团逼进长城要隘冷口——古北口——喜峰口。全国一派抗日反蒋的呼声。蒋介石无奈调兵增援长城。日军进攻板城峪。义勇军耿继周部230名战士英勇牺牲。中午，日军攻上喜峰口，中国守军第29军官兵抽出大刀杀上长城，夺取喜峰口战役胜利。郑桂林部坚守冷口阵地5天5夜。最后，粮尽弹绝，不得不向滦东转移。冷口失陷，凭关据守古北口的第25师师长张廷枢进入阵地。义勇军士气高涨，夜以继日与日军奋战拼搏。第三天午夜，才得到援军增援。唐聚五部将士没有来得及换上棉鞋棉衣，有些战士冻坏了手脚，照例轮番上阵，杀得日军不敢轻举妄动。古北口战役中，唐聚五鼓励战士英勇杀敌，他说：“要以肩膀与敌人大炮抵，以头颅与敌人飞机抗，敢于抵抗就能胜利。”他们视敌人的炮火硝烟如乌云沙尘，毫不畏惧，毫不退缩。新闻舆论评价义勇军善于打“激战中的激战”。
⑸ 义勇军以血肉之躯对抗日本飞机大炮，从东北杀到热河，从热河杀到万里长城。唐聚五部连克数县，2000多人的第三军团，最后只剩200多人，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很大牺牲。唐聚五抗战的生涯，最后结束在万里长城脚下。

五女山文艺

1.5 国歌作者简介
【田汉】（1898年—1968年）  原名田寿昌，笔名陈瑜、伯鸿、高明等。湖南长沙人。早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1916年毕业。1917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热爱文学、戏剧。1921年与郭沫若等组织创造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1922年回国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在上海大学、大厦大学等校任教，创办《南国半月刊》、《南国新闻》等杂志，创作发表了《获虎之夜》等，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剧本。1925年创办南国电影社。1927年接办上海艺术大学，成立南国社。1928年上海艺术大学解散后创办南国艺术学院，任院长兼文学系主任。同年夏该院停办，遂致力于民众戏剧运动，创作出《名优之死》等剧本。1929年出版并主编《南国月刊》。1930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
“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从事抗日救国宣传，写出《乱钟》、《暴风雨中七个女性》、《扬子江暴风雨》、《中国的怒吼》等剧本和《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民族生存》等电影。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立暨南学校、大厦大学及复旦大学任戏剧教授。曾任中共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他与夏衍合作电影剧本《风云儿女》，与聂耳合作创作了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35年2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7月经保释出狱，后任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教授。抗日战争初期，参与组织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并主编《抗战日报》。在从事新闻工作期间，曾受张学良接见，采访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唐聚五将军。1938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六处处长。同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电影界抗敌协会理事，主编《抗战戏剧》、《戏剧春秋》从事抗日文艺宣传。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参与组织戏剧联谊会，主编《新闻报》文艺副刊，写出了《丽人行》、《忆江南》等剧本。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民主运动。1948年进入华北解放区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等职。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此后他创作了《关汉卿》、《文成公主》等话剧和《白蛇传》、《西厢记》、《谢瑶环》等戏曲剧本，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戏剧家。“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1968年12月10日，不幸逝世。1979年4月，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主要著作收入《田汉剧作选》、《田汉选集》、《田汉文集》等。
【聂耳】（1912年—1935年）  原名聂守信，字子义（紫艺）。原籍云南玉溪，生于昆明一个贫苦的中医家庭。读小学时，喜爱音乐，进校音乐团，并被推选为校学生自治会会长。1925年考入昆明联合中学，曾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要为社会做一番伟大事业。”1927年7月，转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外语组。他积极参加文艺演出，学习小提琴和钢琴，接受老师共产党员李国柱的思想影响。1928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经常参加云南省委组织的革命活动。1930年7月，师范毕业，因被列入国民党当局黑名单被迫离家。到上海进云丰申庄当店员，曾参加群众抗日示威游行。1931年4月，考入明月歌剧社，演奏小提琴，刻苦自学音乐知识和作曲理论。“九•一八”事变时，聂耳从报上看到日军占领沈阳城，表示愤慨，尖锐地指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结识共产党员田汉，思想觉悟不断提高。8月报考北平艺术学院音乐系未录取，在北平参加演出进步话剧，参与组织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同年11月返回上海，先后在联华影片公司一厂、百代公司音乐部工作。随上海救国会组织抗日慰问团，到长城抗日前线体验生活，会见东北义勇军将领。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苏联之友音乐小组。1935年，先后任联华影业公司二厂音乐股主任、音乐部主任，积极参加左翼电影戏剧和音乐活动，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先后创作了《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新女性》等革命歌曲。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主题歌，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同年4月被党组织派赴苏联考察。途经日本时观摩、研究日本音乐。7月17日，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逝世。他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人民音乐家。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出40多首富于革命激情的歌曲。经他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于中华人民共和共成立时被定为代国歌、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聂耳的作品旋律高亢激昂，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强烈爱国情绪，并且第一次在音乐中塑造了工人阶级的形象，为我国革命音乐创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郭沫若称之为“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