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三、专家文选 关于高句丽建国初期王都的探讨

五女山文艺

关于高句丽建国初期王都的探讨

——以卒本和纥升骨城为中心

梁志龙

公元前37年，高句丽建国。初期王都在哪？过去多认为是纥升骨城，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山城。近年，许多学者趋向“双城说”，即高句丽建国初期同时存在两个王都，一个在平地上，一个在山上，平地城和山城的相互结合，构成了高句丽建国初期复合式王都的特殊格局。
高句丽的建国，无疑挑战了汉朝在辽东及朝鲜半岛北部实施的郡县体制，挑战了周边部落累世相因的固有秩序，政权创建伊始，肯定面临着多方的政治压力和可能的军事打击。由此分析，在平地王都之外，另建一座更具防御能力的山上王都，是从实际出发的必要之举。因此“双城”之说符合历史实情，可信。
一般认为“双城”的名称分别为卒本和纥升骨城，但在关于“双城”当今何地的考释中，却存在分歧。第一，认为纥升骨城即今五女山山城，卒本即今桓仁县下古城子城址[1]。第二，认为纥升骨城即今五女山山城，卒本为桓仁县富尔江入浑江口处附近的喇哈城址[2]。第三，认为纥升骨城即今下古城子城址，而卒本则泛指桓仁县城附近的平原[3]。历史文献记载的含混及对文献理解角度的不同，是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
本文根据相关文献的释读及对考古成果的应用，试对高句丽初期的两个王都再行探讨，不当之处，祈盼教正。
一、卒本在哪
卒本，中国史籍无载，主要见于朝鲜史籍，相关名称还有卒本川、卒本州、卒本扶余等，它最初出现在高丽时期金富轼《三国史记》中。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记·东明圣王》：“朱蒙乃与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行至淹褫水，欲渡无梁。恐为追兵所迫，告水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者垂及如何？’于是鱼鳖浮出为桥，朱蒙得渡，追骑不得渡。朱蒙行至毛屯谷，遇三人……，与之俱至卒本川，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
卒本川，最初应是一条河流的称谓，《说文》：“川，贯穿通流水也。”但这里的卒本川却具有“土壤肥美，山河险固”的特征，显然不是单指河流而言，还应包括这条河流两岸的山谷及平原，是一个地域名称。目前。在高句丽早期活动地的桓仁、集安、通化地区，仍有具“川”地名，如桓仁横道川、曲柳川、集安甲乙川、长川、通化大川等，这些带有“川”字地名的地方，大都有小河流过，想来卒本川亦当如此，本是一条小河的名称，后来泛指小河及其附近地区。关于沸流水，许多学者作过考证，沸流水是浑江的观点，现在普遍被大家认同。
朱蒙在卒本川立都，却在沸流水上“结庐”而居，看似矛盾的记述，恰恰提供了卒本川与沸流水的地理关系：卒本川靠近沸流水，那里流经的小河，当是沸流水的一条支流。而且，由此可知，卒本川是一个小的地理概念，它被囊括于沸流水流域的范围之内。这点，《好太王碑》有一条坚证：
“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命驾巡幸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
碑中的忽本，无论从声韵上解读，还是与《三国史记》参读，显然是卒本的另一种写法。碑中的沸流谷和忽本是两个地名，但却不是并列关系，“沸流谷”置于“卒本”之前，前者地域范围显然大于后者，这是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如《史记·刺客列传》：“聂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索隐：“《地理志》河内有軹县，深井，軹县之里名也。”又如《好太王碑》“自倭背追至任那加罗从拔城”，很明显，从拔城归属前置的任那加罗。如此，卒本川仅是沸流谷一隅而已，它应是一个具指地名，不是泛称。
沸流水是浑江，沸流谷当然就是浑江流经的谷地了。
多数学者认为卒本即是现今下古城子城址。
下古城子城址，位于桓仁县城西北约3公里，地处浑江西岸的平原上，东北约10公里为五女山山城，两者同在浑江右岸。城墙夯土筑造，平面呈长方形，周长近800米，城内出土遗物“比较复杂，时代不一”，有青铜时代遗物，也有高句丽早、中期遗物，说明该城沿用时间较久[4]。作为卒本的候选地，下古城子城址确实具有排位第一的先决条件。然而，当我们把五女山山城确定为高句丽创国初期建立的山上王都之后，两座城址在地理方位上，则与《好太王碑》记载不符。按照《好太王碑》“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的记载，卒本（忽本）和山上王都的位置为：山上王都在忽本之西，忽本则应在山上王都之东。然而，下古城子城址不在五女山山城的东边，而在西南，反过来，五女山山城也不在下古城子城址之西，而在东北（图一）。
《好太王碑》记载的方位应该是正确的。公元619年，是唐高祖武德二年，高句丽27代王荣留王刚刚继位，便从平壤来到卒本祭祀始祖庙。说明在那个时候，高句丽仍然知道卒本所在。《好太王碑》立于公元414年，早于荣留王卒本祭祖200余年，彼时，高句丽人对卒本位置的认识，肯定更加清楚，不会出现差错。
《好太王碑》的一个“西”字，迫使我们不得不把寻找卒本的目光离开下古城子城址，移向五女山的东边，于是有人开始注意桓仁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喇哈城。
清宣统元年（1909）版《怀仁县志》记载：“喇哈城，在（县）城东北六十里，富尔江水由此会入浑江。四围皆山，山脉伏向西南。为土岗环结，周遭约在数里。城建于此，不知何时代所筑，迄今基址犹存。城内外地势宽平，土甚厚。”
县志记载表明，喇哈城坐落在富尔江入浑江口处，在地理位置上确实居于五女山之东。根据“土岗环结”、“城内外地势宽平”等特征分析，它是一座平地上的土城。目前，由于桓仁水库蓄水，富尔江口一带已被淹没，喇哈城址的最终确定一直没有结果。多年前，我曾根据桓仁县志办公室提供的调查资料对该城予以介绍，将它视作一座石城[5]，现在看来，提供的资料有误。日本学者田中俊明先生最早提出喇哈城为卒本[6]。近年，桓仁地方史研究会在富尔江口附近的弯龙背村浑江水库边缘，发现一处“城址”，并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发现一段墙基，遂将其推定为喇哈城址，并认定为卒本[7]。我曾多次前往该地进行调查，发现暴露出来的石墙窄小，不似城墙，而采集的青灰色瓦片皆为民国时期遗物。将其定为高句丽城址，缺乏实物证据的支持。
富尔江口与五女山相隔12公里，其间高山重叠，古代交通多有不便，在这里寻找卒本，离开五女山山城似乎有些迂远。
卒本到底在哪？
我认为桓仁县原高丽墓子村所在的那片谷地，才是卒本。1968年浑江水库蓄水，这里已被水库淹没。
第一，高丽墓子村存在一处大规模的高句丽墓群。1956年考古工作者对桓仁水库拟淹没区进行调查，在高丽墓子村附近发现240余座高句丽墓葬，墓葬由村南山岗顶部顺山坡向下发展，一直延伸到村内平地，长达1000余米，大体呈纵行排列，由高向低渐渐增多（图二）。1958～1959年发掘了34座墓葬[8]，1994年又对高山上的余存墓葬进行了发掘[9]。据报告推测，墓葬年代上限可到汉晋。这是桓仁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处高句丽墓地，从墓葬数量、形制、分布规律观察，墓地的形成经过了较长时间。如此大规模的墓地，相对应的便是一处较大的遗址或城址，这处遗址或城址，不会距离墓群太远，而高丽墓子村所在的平原上，应是最佳候选地。
墓群对应的遗址或城址，我想就是卒本。
第二，在高丽墓子附近的连江、官材梁子、马大营、小臭李崴子等地，也分布着较多的高句丽墓葬，其中连江墓地计有墓葬80余座[10]，在浑江对面的大东沟、长岗等地，近年也有高句丽墓葬的发现，说明在高句丽时期，高丽墓子及其附近地区人烟稠密，应该存在着一个居住中心。
这个中心，应该就是卒本。
第三、依据高丽墓子墓群分布特征及墓葬规格的不同，有学者指出，大中小“三种类型的积石墓，明显的形成三个等级”，“岗顶的大型积石墓，可能是当时王室贵族的坟墓；下坡的中型积石墓，是统治阶级中身份低一些的奴隶主的坟墓；而散乱分布的小型积石墓，则可能是普通高句丽人的坟墓”[11]。墓葬等级如此明显，对应的遗址或城址肯定具有王都性质。
卒本，才是这个遗址或城址的唯一候选地。
第四，高丽墓子村所在的谷地，南北狭长，位于浑江东岸，居于古代的沸流水旁，与文献记载相符。而且，五女山恰好在它的西北部，两者最近距离约2公里左右，隔江相望，与《好太王碑》记载的山上王都位于“忽本西”的方位也相符。据水库淹没前曾居于此地的村民回忆，在高丽墓子的北边，有一个渡口，对岸就是五女山下的大东沟，沿大东沟西行，有山路逶迤通向五女山顶。渡口附近有一段河水的哨口，水流较浅，春秋时节，人可涉水而渡。高丽墓子谷地东依起伏的山岗，山岗东侧皆为陡立的峭壁，浑江三面环绕，初沿东山峭壁之下北流，又西折，再南折，由高丽墓子谷地西侧流过。两岸土地，久已垦作良田。这里的自然环境与地理形胜，绝对称得上“土壤肥美，山河险固”（图三）。
综合上述四点，卒本所指，应是高丽墓子所在的谷地。
在高丽墓子墓葬调查发掘简报中，配有《桓仁县主要遗址、墓葬分布图》，图中在约当北高丽墓子处，标注有一个遗址，南距高丽墓子墓群约3公里[12]，这个遗址，极有可能就是卒本。
二、卒本故事
卒本，是高句丽最初建国的地方，也是高句丽初期平地上的王都，它与山上王都相比，自然条件优越，适宜活动，应是王公大臣们日常起居之处，有关家国大事的商讨与决断，除却特例者外，大都发生于此。
一般都城的选定，需要考虑地理环境，但人文环境也很重要。把都城设于没有人烟的不毛之地，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
朱蒙选定卒本立都的人文环境，就是卒本扶余。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东明圣王》：“一云朱蒙至卒本扶余，王无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其女妻之。王薨，朱蒙嗣位。”同书《百济本纪·温祚王》：“或云，朱蒙到卒本，娶越郡女，生二子。”又，“一云始祖沸流王，其父优台，北扶余王解扶娄庶孙。母召西奴，卒本人延陁勃之女，始归于优台，生子二人，长曰沸流，次曰温祚。优台死，寡居于卒本。后朱蒙不容于扶余，以前汉建昭二年春二月，南奔至卒本，立都，号高句丽。娶召西奴为妃，其于开基创业，颇有内助。”
这三条史料，都是正文下的自注，应是金富轼编篡《三国史记》时收集到的关于朱蒙在卒本建国的不同“版本”。三条史料同时告诉我们，朱蒙来到卒本之前，此地已经有人居住，似乎已经形成一个小小的方国，即卒本扶余。那个召西奴的父亲延陁勃，可能就是朱蒙初来时的卒本扶余王。
《三国遗事·北扶余》曾说：“古记云：东明（朱蒙）帝继北扶余而兴，立都于卒本州，为卒本扶余，即高句丽之始祖。”同书《高句丽》又说“东明帝为卒本扶余王”。
有学者据上推论，朱蒙建国之初，国号沿袭着卒本扶余，不称高句丽[13]，具有一定道理。
《三国史记》说朱蒙来到卒本川“遂欲都焉”，这个“欲”字，是希望的意思，似乎朱蒙在此定都，仅仅是一种打算。然而再读下文“未遑作宫室”一句，表明王都已定，只是没有闲暇时间建筑宫室罢了。在同一本书里的《百济本纪·温祚王》中，对朱蒙立都卒本却给予了肯定记载：“南奔至卒本，立都，号高句丽。”《三国遗事》作者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在记述这段历史时，尽管大多文字抄自《三国史记》，但却不见“欲”字：“至卒本州，遂都焉，国号高句丽，因以高为氏。”
显然，《三国史记》中的“欲”字是一个衍文，应删。
朱蒙建国，借助了卒本扶余的力量。但其统治阶层的构成，则是多方人物的聚合。一方面，是跟随朱蒙由北扶余逃难而来的同行者，《魏书》记为二人，即乌引、乌违，《三国史记》记为三人，即乌伊、摩离、陕父，其实，这应是一个群体，《冉牟墓志》作者牟头娄曾说“奴客祖先于……北夫余随圣王来”，《高慈墓志》也说，“先祖随朱蒙王平海东诸夷，建高丽国”，可见跟随朱蒙来到卒本的还有牟头娄及高慈的祖先。另一方面，是朱蒙沿途收纳的土著部落酋领，《三国史记》记载朱蒙“行至毛屯谷，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朱蒙称其为“三贤”，并分别赐姓，“遂揆其能，各任以事”。再有，则是卒本扶余的旧民，妃子召西奴对于朱蒙“开基创业，颇有内助”，功不可没。此外，朱蒙六年（前32）曾命乌伊和扶芬奴“伐太白山南荇人国”，十年（前28）又“命扶尉狷伐北沃沮”，扶芬奴、扶尉狷名字前边的“扶”字，和卒本扶余不无关系。朱蒙二年，沸流国来降，国王松让既被封为“多勿侯”，其中一部分王公贵族，也当进入高句丽统治阶层。大武神王十五年（32），沸流部长仇都、逸苟、焚求三人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大武神王本“欲杀之”，但考虑三人是“东明旧臣”，故“黜退而已”。仇都、逸苟、焚求，亦为朱蒙臣属。
朱蒙建国，政权草创，曾在卒本举行过开国仪式。
朝鲜李奎报《东明王篇》注引《旧三国史》：“王自坐茀蕝之上，略定君臣之位。”茀蕝之“茀”，当是“茅”字形讹，二字其上均从艹，其下弗、矛，形近而误。茅蕝，是古人用来标志尊卑地位的标识物。《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韦昭注：“蕝，谓束茅而立之。”《说文》：“朝会束茅表位曰蕝。”在朱蒙的开国仪式上，是否真的设置茅蕝，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那个草率的仪式，简单而带有许多原始色彩。
随着高句丽势力的逐步发展，“结庐而居”的历史宣告结束。《三国史记》记载朱蒙六年（前32）“神雀集宫廷”，十年（前28）“鸾集于王台”，琉璃明王二年（前18）“神雀集王廷”，宫廷、王台、王廷，表明卒本后来建有宫室及其附属建筑。
朱蒙去世之前，远在北扶余的长子类利，南奔而来，父子见面的地点，就是卒本。而类利被立为太子、继承王位的地点，也在卒本。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琉璃明王》：“与屋智、句邹、都祖等三人，行至卒本，见父王，以断剑奉之。王出己所有断剑合之，连为一剑。王悦之，立为太子，至是继位。”
朱蒙葬地，也在卒本附近。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东明圣王》：“十九年秋九月，王升遐，时年四十岁，葬龙山，号东明圣王。”《东明王篇》注引《旧三国史》：“秋九月，王升天不下，时年四十。太子以所遗玉鞭，葬于龙山。”《好太王碑》则谓朱蒙葬地为忽本东岗：“不乐世位，天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岗，履龙首升天”。
或许在高句丽的传说中，朱蒙是天帝之子，说他死亡是一种忌讳，于是把他的死亡说成是“履龙首升天”，又因这个缘故，后人把他的葬地叫作了龙山。《好太王碑》“忽本东岗”，无疑是朱蒙葬地最为切实的记录。依据上节考证，卒本即今桓仁水库淹没区内的高丽墓子一带，卒本东岗，应该是高丽墓子东边的山岗。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见，高丽墓子谷地的东侧，正是一条起伏的山岗，朱蒙墓，或许就在那里。
高句丽民族特别重视死亡，《三国志·高句丽传》：“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终之衣。厚葬，金银财币，尽于送死。”集安等地的高句丽王陵，占地广大，规模宏伟，绝非一朝一夕筑就。好太王陵出土铜铃上刻有“辛卯年好太王陵造铃”字样[14]，据考证，辛卯年为公元391年，好太王刚刚继位。由此分析，高句丽国王登基之时，便已开始了自家陵墓的建设。《好太王碑》又云：“国冈上广开土境好太王存时教言：……吾虑旧民转当羸劣，若吾万年之后，安守墓者，但取吾躬巡所略来韩秽，令备洒扫。”这也是高句丽王生前筑墓的证明。如此，朱蒙墓地的筑造，当在执政期间就已实施。为何选择“忽本东岗”作为自己的葬地？我们推测可能和朱蒙平时居于卒本，故而熟悉那里的山川形胜有关。
朱蒙葬于忽本东岗，是否逝于卒本，值得考虑。公元3年，琉璃明王迁都后，太子解明仍在“古都”掌政，“古都”所指，恐怕也是卒本。
卒本是高句丽创国之地，也是第一代王朱蒙的王宫所在，朱蒙死后，又葬其附近，迁都后，这里当被逐步神化起来，始祖庙的建立，使这种色彩愈加彰显。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大武神王》：“三年（公元20年）春三月，立东明王庙”。东明即朱蒙，亦即高句丽始祖。大武神王在哪里建立了东明王庙？《三国史记》没有明确记载，但其后记载祭祀始祖庙的国王们，前往的地点都是卒本。大武神王创立的东明王庙，应该就是卒本的始祖庙。
此外，这里还应有夫余女神庙，即传说的朱蒙之母庙。
《北史•高句丽传》说：“有神庙二所：一曰夫余神，刻木作妇人像；一曰高登神，云是其始祖、夫余神之子。并置官司，遣人守护。盖河伯女、朱蒙云。”
两座神庙在哪？《北史》也没有直说，当时高句丽“都平壤城”，照常理推测，国庙设在平壤才对。然而《三国史记》中的高句丽安臧、平原、荣留三王卒本祭祖，都由平壤而来，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北史》记载的两座神庙，就是卒本的神庙。
关于高句丽国王卒本祭祖的相关情况，制表如下。

王序	王号	时间	《三国史记》记载	都城
8	新大王	三年（167）	秋九月，王如卒本，祀始祖庙。冬十月，王至自卒本。	国内
9	故国川王	二年（180）	秋九月，王如卒本，祀始祖庙。	国内
11	东川王	二年（228）	春二月，王如卒本，祀始祖庙，大赦。	国内
12	中川王	十三年（260）	秋九月，王如卒本，祀始祖庙。	国内
16	故国原王	二年（332）	春二月，王如卒本，祀始祖庙。巡问百姓老病，赈给。三月，至自卒本。	国内
22	安臧王	三年（521）	夏四月，王幸卒本，祀始祖庙。五月，王至自卒本，所经州邑贫乏者，赐谷人一斛。	平壤
25	平原王	二年（560）	春二月，王幸卒本，祀始祖庙。三月，王至自卒本，所经州郡狱囚，除二死皆原之。	平壤
27	荣留王	二年（619）	夏四月，王幸卒本，祀始祖庙。五月，王至自卒本。”	平壤

通过上表我们了解到，除特例外，高句丽王前往卒本祭祖的时间，一般都在继位后的第二或第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对始祖的祭祀，是新任国王登基后的首要事项之一。自新大王开始，至荣留王结束，共有8代国王前往卒本祭祀始祖，时间跨度452年。
始祖庙，是高句丽王朝的国庙，祭祀当由国家掌管。
我们推测，初期王都的卒本应该是一座城址。为了迎候祭祖的国王们的到来，城内及其附近地区，应该陆续建有行宫之类的建筑。城址的续修和完缮，也应该是经常之事。
上个世纪50年代考古调查，没有在高丽墓子及其附近发现城址，我们的解释只有一个：是时代的疏忽造成了这个遗憾。
三、纥升骨城
纥升骨城是高句丽建于山上的王都，它最早出现在北齐魏收《魏书·高句丽传》：“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纳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周书》、《北史》等沿袭《魏书》之说，同样记载朱蒙建国于纥升骨城。但《周书·高丽传》则云朱蒙“土于纥斗骨城，自号曰高句丽。” “土”，我曾说过它是“王”字传抄或蠹蚀之误[15]。“斗”，显然是“升”字形讹。
纥升骨城，是高句丽建国后第四年修筑的山上王都，引证和分析《三国史记》、《旧三国史》，可以寻到相应的答案。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东明圣王》：“三年春三月，黄龙见于鹘岭。秋七月，庆云见鹘岭南，其色青赤。四年夏四月，云雾四起，人不辨色七日。秋七月，营作城郭宫室。”
城郭宫室建于何地？依然没有明说。建城头一年，鹘岭上曾出现庆云、黄龙等奇特现象，在古人眼里，这是吉瑞之兆。庆云，亦称卿云等，《史记·天官书》：“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为卿云。卿云，喜气也。”黄龙，是传说中的神物，汉司马相如《封禅文》：“宛宛黄龙，兴德而升。采色炫耀，焕炳辉煌。”今日看来，所谓“黄龙”，可能就是色彩斑斓的带状云气。“吉兆”出现在鹘岭的第二年，高句丽开始“营作城郭宫室”。一个因，一个果，表明城郭宫室建于鹘岭之上。
《东明王篇》注引《旧三国史·东明王本纪》，也有关于此次城郭建设的记载，那城，就建在鹘岭之上：“七月，玄云起鹘岭，人不见其山，唯闻数千人声，以起土功。王曰：‘天为我筑城。’七日，云雾自散，城郭宫台自然成,王拜皇天就居。”
山名鹘岭，岭上之城，揆情度理，当然该叫作鹘城，鹘城当即纥升骨城，推论的依据主要有二：
第一，骨、鹘一声，当通。
第二，纥升骨城确实曾被写作“骨城”，《翰苑·蕃夷部·高丽》：“灵河演贶，照日影以含胎；伏鳖摛祥，叩骨城而开壤。”此言朱蒙创世神话，骨城，当是纥升骨城的简写。
如此我们明白了，《魏书》是把山上王都，当作了高句丽的建国之地。
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白鸟库吉首先提出纥升骨城即为五女山山城的观点[16]，如今已被大家普遍接受，但也有人曾予否定[17]。近年，有人再次提出新的看法，认为纥升骨城不是五女山山城，而是高句丽初期建于平原上的王城，即今下古城子城址[18]。对此，我们仍然坚持旧说。
纥升骨城就是五女山山城的观点，证据比较充分。
第一，《好太王碑》“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的记载，明确告诉我们，这个王都是一座山城。依上考证，高句丽初期有两座王都，一是卒本，二是纥升骨城，城于山上的王都位于忽本之西，显然不是卒本。《好太王碑》此处的“城”字，名词动用，意即筑城、建城，古代文献不乏其例，如《诗·小雅·出车》：“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明史·太祖本纪》：洪武二十年，“是月（九月），城西宁。”
第二，五女山的读音，和鹘岭有关。历史上的回鹘，曾称“畏吾尔”，蒙古，也称“蒙兀儿”，鹘、古一声，当通，“吾尔”、“兀儿”，应是“鹘”或“古”的音变。“五女”与 “吾尔”、“兀儿”读音相近，音源于“鹘”的可能性极大。准此，五女山的名称，应由鹘岭演变而来。
我们从史料上可以看出，两座都城在中朝相关史籍中互不相见。
《魏书》以降，中国史籍几乎众口一词，都把纥升骨城作为高句丽建国之地，这一现象的发生，与后来史家照抄《魏书》不无关系，而朝鲜史籍则习惯把卒本作为高句丽的建国之地。两者互异现象，表明资料来源不同。《魏书》资料来源，当与北朝与高句丽双方互通的使者有关。北魏太武帝时，曾派员外散骑侍郎李敖前往高句丽拜封长寿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访其方事”，这些方事，大抵口传，后来可能被《魏书》采用。《三国史记》资料来源，按金富轼所说应是《古记》，所谓《古记》，当是《旧三国史》。由于《三国史记》存在较多舛错，某些记事的真实性便遭到了怀疑。但关于朱蒙创国的记述，却有两点已得到《好太王碑》证实。其一，朱蒙“一云邹牟”，碑文正作“邹牟王”[19]。其二，卒本，碑文作“忽本”，音虽有小异，但两者通。因此《三国史记》关于卒本记载的真实性，无可怀疑。
金富轼也曾将纥升骨城作为高句丽的立国都城，《三国史记·地理志》：“自朱蒙立都纥升骨城，历四十年。孺留王二十二年，移都国内城。”王都名称的指代，一改前说，本纪里常见的卒本，此处却变作了纥升骨城。但将该段文字前后通读之后，疑虑便会冰释。此段文字前，金富轼曾对卒本、纥升骨城进行了考证：“按《通典》云：‘朱蒙以汉建昭二年自北夫余东南行，渡普述水，至纥升骨城居焉，号高句丽，以高为氏。’《古记》云：‘朱蒙自夫余逃难至卒本。’则纥升骨城、卒本似一处也。” 进而推论这个王都可能是《汉书·地理志》中的“玄菟属县高句丽”。金富轼笔下王都概念的转换，原是对中国史籍王都称谓的移用，这部中国史籍，应该是金氏读到的《通典》。
多人曾经提出，纥升骨城在朱蒙来到之前就已经存在，不然，《魏书》只说“至纥升骨”便可，何必多了个“城”字[20]？我的解释是，朱蒙到来之前，纥升骨城并不存在。《魏书》的作者，是拿后来的城名代替了早时的地名，这点，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如果坚持纥升骨城久已存在的话，那么，我们质疑的就不仅仅是《旧三国史》、《三国史记》，同时还要质疑《好太王碑》。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五女山山城考古发现中的证据。
五女山山城，位于桓仁县城东北8.5公里的五女山上，海拔高度806.32米。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周长4754米。城墙分天然墙与人工墙两种，天然墙长4189米，几占城墙长度的88%，人工墙分段筑造，总长仅有565米。通过发掘，城内发现五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三期文化年代大体在西汉和东汉之交，为高句丽建国前后的遗存，四期文化年代约当5世纪前后，为高句丽中期遗存。主要遗迹有蓄水池、瞭望台及1、2、3号大型建筑址、兵营遗址等（图四）[21]。
五女山山城1号大型建筑址，为第三期文化遗迹，系地面柱础式建筑，前存6块柱础石，平面呈长方形，规模较大，长13.8、宽7.2米（图五），这座“大房子”，显然不为平民住宅，可能和高句丽早期宫室有关，其内出有王莽时期“大泉五十”铜钱，说明高句丽迁都后，建筑址仍被沿用。本期最具特征的器物是陶竖耳罐，器形一般为折沿，方唇，束颈，平底，颈部常常对置竖桥状耳或横桥状耳。目前，在调查和已经发掘过的其它高句丽早期山城中，都不见该类遗存，说明高句丽建国前后，只有五女山上得到了开发。这个开发项目，应和山上王都建设有关。
本期遗迹分布较少，主要位于Ⅱ区和Ⅳ区，反映出这一阶段高句丽在山上的活动不甚频繁。
由于山高路险等特殊的地理环境，五女山山城不可能成为高句丽国王日常主政的地方，它应是平地王都之外的防御都城，战而不利之时，王公大臣可能退守于此。城内虽有宫室建筑，但利用率不会很高。《周书·高丽传》云：“治平壤城。其城东西六里，南临浿水。城内唯积仓储器备寇，贼至日，方入固守，王则别为宅于其侧，不常居之。”五女山山城也当如此，山上三期文化较少的原因，正是国王“不常居之”的真实反映。
纥升骨城是高句丽建造最早的山城，城墙的构筑形态应该具有较多的原始性，五女山山城恰是如此。
五女山山城东墙南段是较为连贯的人工石墙，外壁基础多铺筑大石条，其上叠筑楔形石(图六、七），内壁多为石块和石板垒筑，不见楔形石(图八、九）。其它高句丽早期山城石墙，无论是内壁，还是外壁，均以加工规整的楔形石层层叠筑。两者比较，后者在建筑技术上前进了一大步。
墙体壁面均以楔形石构筑的高句丽山城，墙内构筑也很讲究，不是随意以碎石填充，而是以一端或两端为尖状或圆弧状的长条石精心构筑。用来砌筑墙体壁面的楔形石，平面多呈三角形，宽面朝外，尖部向内，平砌之后，外表看起来石头与石头紧密相挨，而内里却留下了空隙，于是用来砌筑墙芯的长条石的尖端，恰好插入这个空隙之中，随着楔形石一层层的压缝平砌，墙内的长条石也就自然的叠压起来。这种石筑技术，保证了城墙的牢固和稳定，非常符合力学原理。但五女山山城城墙内外壁面基部的大石条、石块和石板，砌筑后却无法留下放置长条石的空隙，因此壁面与墙芯很难咬合在一起，容易形成“两层皮”现象。技术上的不成熟，表明五女山山城建筑时间早于其它高句丽山城。
根据文献记载，纥升骨城是高句丽最早建筑的山城。
五女山山城直接利用峭壁为墙的段落极多，其中南墙西段、西墙、北墙，几乎均为自然峭壁或陡崖，有的地段高逾百米，如石壁矗立（图十）。《旧三国史》关于在鹘岭上筑城的几句话值得注意，一是“天为我筑城”，二是“城郭宫台自然成”，所谓“天筑”，所谓“自然成”，强调的应是山上王都的自然形胜。五女山山城的外貌形态，远望恰如一座天然城堡[22]（图一一），与《旧三国史》的记载吻合。无独有偶，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出使建州，路上遥望五女山，也有“天作”之城的感慨：“尼求里部落西南间，一山崒嵂，高出半天，遥望山顶，隐隐有石城，横带向西逶迤。问之，则乃也老江上，天作郁灵山城。”[23]郁灵山城即五女山山城。申忠一的描述，几乎是《旧三国史》的翻版。
本文余论如下：第一，高句丽建国初期就已出现王都的双城制度，由此滥觞，国内时期的王都则为国内城与丸都山城，两者相距3公里许，平壤时期的王都则为长安城与安鹤宫，两者相距700余米，由此推测卒本与纥升骨城相距也不会太远，高丽墓子谷地与五女山山城最近距离2公里左右，里距合适。第二，王都双城制度的出现和发展，与高句丽的战争观念有关，山上王都，是给国王及王室主要成员提供的战争避难之地，而平地王都，才具有真正都城的内容和实际意义，因此高句丽初期王都，应以卒本为代表。第三，我们否定下古城子城址为初期平地上的王都卒本，但不否定它是高句丽早期修筑的城址。《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琉璃明王》：“三年（前17年），秋七月，作离宫于鹘川。”鹘川与鹘岭是相互对应的两个地名，鹘川，应是鹘岭之下的平川地带，亦即现今五女山下的桓仁县城及其附近。下古城子城址，或许与琉璃明王时期修筑的离宫有关。

[1] a李殿福、孙玉良：《高句丽的都城》，《博物馆研究》1990年1期..
b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

[2]
a田中俊明：《高句丽前期王都卒本的营造》，中译文载《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3），北方文物杂志社，2001年。
b王从安、纪飞：《卒本城何在》，《东北史地》2004年2期。

[3] 耿铁华：《高句丽纥升骨城新考》，《北方民族》2001年2期。

[4] 李新全、梁志龙：《桓仁县下古城子高句丽城址1998年调查与试掘报告》，《五女山城》“附录”，文物出版社，2004年。

[5] 梁志龙：《桓仁地区高句丽城址概述》，《博物馆研究》1992年1期。

[6] 田中俊明：《高句丽前期王都卒本的营造》，中译文载《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3），北方文物杂志社，2001年。

[7] 王从安、纪飞：《卒本城何在》，《东北史地》2004年2期。

[8] 陈大为：《桓仁县考古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1期。

[9]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桓仁县高丽墓子高句丽积石墓》，《考古》1998年3期。

[10] 陈大为：《桓仁县考古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1期。

[11] 杨泓：《高句丽墓葬的新发现》，《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12] 陈大为：《桓仁县考古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1期。

[13] 孙进己、王绵厚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14] a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集安高句丽王陵》，文物出版社，2004年。
b张福有等：《朱蒙所葬之“龙山”及太王陵铜铃“崚”字考》，《东北史地》2006年1期。


[15] 梁志龙：《哥勿考辨》，《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2期。

[16] 参见东潮、田中俊明：《高句丽の历史と遗迹》，中央公论社，1995年。

[17] 王建群：《玄菟郡的西迁和高句丽的发展》，《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2期。

[18] 耿铁华：《高句丽纥升骨城新考》，《北方民族》2001年2期。

[19] 参见林沄：《夫余史地再探讨》，《北方文物》1999年4期。

[20] A魏存成：《高句丽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
b耿铁华：《高句丽纥升骨城新考》，《北方民族》2001年2期。

[2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女山城》，文物出版社，2004年。

[22] 本文关于五女山山城为纥升骨城的部分推论，我们曾在《五女山城》考古报告中论及。

[23]《建州纪程图记校注》（申忠一撰、徐恒晋校注），辽宁大学历史系，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