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曾经被窜改 作者：刘兴雨 《第三期》

五女山文艺

<FONT size=4>      刘兴雨，当代著名杂文家，1955年12月生于本溪，1983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为培养我县作者，奉献颇多，现为《本溪晚报》副总编。<br>      本文选自杂文集《追问历史》<br>      中国现在40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不会唱《东方红》的。当年，上至须发皆白的老人，下至咿呀学语的幼儿，他们会唱的最后一首歌或会唱的第一首歌，差不多都是《东方红》。由于这首歌节奏鲜明，旋律简单，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把它带上了天，我们家乡火车站的大钟就采用这首歌报时。这个歌代表了一个时代，这个歌的停唱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br>      这首歌尽管有一段唱共产党，但无论谁都把它看成是专门歌唱毛泽东的歌。如果说，有人曾用这首歌歌颂过蒋介石，一定被视为胡说。不幸的是，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br>      在2000年第三期的《读者》上，一位当年的延安少年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国民党占领延安期间，蒋介石到了延安，他离开时，官方组织群众欢送。街上布满警察、宪兵，蒋介石站在敞蓬车上挥手驶过。这时，老师让学生唱改了歌词的《东方红》。只动了三个字，毛泽东变成蒋介石。<br>      看来，哪怕是专门写给一个人的颂歌，也是会被窜改的，并应时而用。<br>      我现在还记得距今20多年前，曾有过一段歌词，被镶在大家熟悉的曲调里：“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在美，交城的大山里有咱的游击队，游击队里有咱的华政委。”给人的印象是华主席（当年的华政委）早已名扬四方，被到处传唱。细一想又觉不对，如果人们早在歌里就唱，似乎不用等到他当主席的时候才传开。另外，人们如果歌颂那个游击队，似乎首先应歌颂大队长，而后轮到政委才对。<br>      人到了一定位置后，常常觉得自己得到的一切都理所当然。出则车队成群，住则狡兔三窟，吃则山珍海味，玩则赌场美人。许多人平素毫不注重学识修养，可到了一定位置后，就仿佛脱胎换骨得道成仙一般。没有他不懂的事情，没有他不明白的事物。说军事，则孙子在他之下；说经济，凯恩斯得向他请教；讲教育，蔡元培只能受训；讲艺术，鲁迅只配聆听。在他们心里，有位置就有知识，有位置就有水平。或者说位置就是学问，位置就是技艺。他们从没对领导和管理一切产生过怀疑，就像他们对自己得到的东西从来没感到惭愧一样。<br>      有些人到了一定位置后，就觉得天下的一切都是为他预备的。有的，当然归自己所有，没有的，也要想法得到，包括颂歌。至于自己配不配，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是所有具备独裁性格的人的思维特点。<br>      而独裁者身边向来是不缺少马屁精的。你需要什么，他保准奉送什么。你到乡下巡视，对一个喂猪的婆娘多看几眼，晚上，他们就会把那个婆娘送到你的床上。你对一个人不耐烦，问一句，他还活着呢？立刻就会有人对他采取措施。在这些方面，你不必明确批示，自然有人心领神会，就像你肚里的虫子一般。这些人就是靠这一手吃饭的。<br>      所以，蒋介石到延安庆祝收复，有人异想天开地让学生们唱窜改过的《东方红》，倒也没超出拍马的业务范围。只不过不知道蒋介石知不知道这首歌曾经是歌颂毛泽东的。按常理推测，他不知道。如果知道，他岂肯善罢甘休？<br>      据说，当年学生们唱改过词的《东方红》，把毛泽东换成蒋介石，不压韵了，唱得很不得劲。其实，要押韵容易，把蒋介石变为蒋中正就完了，可他们又忌讳直呼其名，只好别别扭扭。由于歌词的惯性，也由于后来的词别扭，不少人又唱成毛泽东了，把在场的老师们吓得够呛。<br>      谁也不敢保证歌颂自己的歌词不被人窜改，而且窜改后一样唱得响彻云霄。不要责怪人们不讲情义，谁在台上就歌颂谁。其实，在高压与权势下的歌颂是不应算数的。独裁者与暴君一样有人歌颂，只是不歌颂他的独裁与残暴，而是挑说得出口的歌颂而已。而统治者在世时人们私下的议论和他们死后人们的怀念或诅咒才是真实的。这些，统治者活着时管不了，死后更加管不了。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街争唱蔡中郎。<br>      独裁者看着威风异常，其实他们也常常被人耍弄。可笑的是他们被人耍弄了，还全不知晓，可能还津津乐道飘飘欲仙呢。</FONT><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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