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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高句丽的军事防御系统
山城是高句丽文化遗迹的一个重要类型，数量庞大、各具特色的高句丽山城不仅在当时成功的庇护了高句丽民族，使得民族血脉和大千生灵得以继续绵延；而且成为今天我们了解高句丽名民族政权特点、解读高句丽人历史生活的一面镜子。桓仁地区作为高句丽发祥圣地和第一王都所在地，岁月的沧桑依然掩不住尘封的魅力，翻开历史的台历，高句丽山城仍巍然屹立。
高俭地山城
桓仁地区保存最好的一座的高句丽山城，深藏于群峰之间，怀抱一片起伏不已的山洼。位于木盂子镇高俭地村，东南距木盂子镇7000米，南距高俭地村2200米，两侧山下即为二道沟，东部绵绵群山。西南部分南北分布有两个小村庄，北边的村庄为头道沟门，南边的为腰段。山城距新宾县较近，西边6000米处即为新宾县大琵琶村。上山入城的道路主要有两条，均在城南，一条是从高俭地村沿夹板沟上行，另一条是从腰段村沿平缓山坡上行。本溪至桓仁的公路在山城南约3300米处通过。
城址所在的山峰海拔831米，周围群山环绕，其南面有一片方圆近1千米的开阔坡地。城址平面呈椭圆形，东西宽、南北窄，城内地势北高南底。城墙多倚山脊而走，人工墙较长，仅在局部异常险峻处以峭壁为墙。
东墙是保存最好的一段城墙，几乎保持原状，北段下临绝壁，形势险要，绝壁上筑有较为低矮的人工墙，城墙均为外高内低，外壁最高处可达2.3米，内壁一般高约1米，上宽2.5米。女墙宽约1米、高0.6米。整个东墙修筑较为规整，内外十分规整，全长333米。南墙沿山脊和较为险峻的山坡的筑成，西端拆毁较为严重，外墙壁面几乎全被搬走，但幸存半壁女墙，最西段约百米长的地方利用绝壁峭岩为墙。东段墙体保存较好，高出约2米、宽2～2.8米，女墙宽0.5～0.6米、高0.7米、全长510米。西墙全长254米，沿一条山脊由南向北绵延，局部利用绝壁山岩，南起100米的段落坍颓严重，其与部分保存完好。最高处2.8米、宽2.5～3米，未见女墙遗迹。距北端30米处，墙体与山体基本相平，城墙上部共发现9个石洞，间距1.8～2米，石洞多为长方形，块石构筑，其中8个大小形制较为接近，边长0.3米、宽0.25米、深0.5米，另1个为方形，边长0.23米、深0.75米。这些石洞，当是竖立那些拴缚滚木礌石的木柱柱洞。北墙全长369米，依山势而筑且外壁呈弧形，墙体整体保存较好，内壁尤佳。其中一段内壁现存29层，高达4.8米，墙体上部有的地方平铺石板，宽3.2米，女墙较矮，宽0.6～1米，高0.4米。
高俭地山城城垣修筑的十分讲究，内外墙体均采用经过修正的楔形石和条石修筑而成。墙体底部的石头明显较大，采用逐层内收错缝叠筑，墙体较为规整，充分显示了高句丽人精妙的筑成技艺。
全城共有四处城门，南墙一处，北墙二处，东墙一处，西墙无门。南门位于该城西南角，利用山口略加修砌，是该城重要的通道，门外即为开阔的坡地。此门恰在西南两墙连接之处，宽4.5米，门壁砌石尚存。北墙两门，一门距西北角48米，宽7.5米，西端垛口内壁呈直角外折；一门距西北角92米，宽4米，有小路通往山下；两门之间相距44米。东门距东北隅34米、宽3米，目前仅为一豁口，城门迹象不甚清晰。城内有一低凹的水坑，位于西南处，现已淹没大半，较浅已经无水，当时当时的蓄水池。此外，城内还有一条山沟，常有潺潺流水，应是当时城内的一处水源。南墙近东端处突起一块岩石，修凿较为平整，登石远眺，南可见高俭地村，东可俯视群峰道路，推测可能是当时的军事瞭望台。
城内还有一较大的圆坑，西距北墙第二道门址约10米，北距墙基约8米，锅底状，直径8.5米、深1.5米，很可能为当时戍卒驻地。城内遗物发现较少，近年仅在地表采集到一些陶片，有夹砂褐陶，泥质灰陶，黄褐陶等，少量陶片上有弦纹。以前附近村民曾在城内发现有铁镞、铁矛等遗物。
桓仁地区是高句丽民族早期活动的中心区域，发现有较多的山城，高俭地山城是众多山城中修筑较为完整的一座，墙体与五女山城的修筑方法大体相同。西墙上的石柱洞、新宾黑沟山城西墙一段人工墙、霸王朝山城和集安丸都山城都曾发现过，成为高句丽早期特征的一个显著特征。无论是从地域、还是从建筑特征及遗迹等方面来考察，高俭地山城都具有高句丽早期山城的特点。并且与五女山山城距离较为接近，时代接近，两城之间当存在着一定的关系，高俭地山城可能是高句丽建国初期设于西部的一个重要城池。
城墙砬子山城
位于沙尖子镇东南约1500米的城墙砬子山之上，海拔500米，城以山而得名。西部北侧峭岩百丈，实是陡绝。山下西部浑江远流，北部有浑江支流漏河，桓仁至集安公路绕山城北折后西走。连接山城的道路的主要有两条，一条为西路，由于家沟沿坡而上，此路较为陡峭难登；一条为北路，从下甸子村沿城墙砬子沟而上，此路较为平缓且可径入城中。山城坐落于山坳之中，充分利用山势多以笔直的峭壁和突起的山脊为壁，仅在南部筑有一道石墙，人工墙与天然墙浑然一体，体现了高句丽“筑断为城”的建筑技术。
1980年曾对山城进行过复查，城址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300米。城内地势西南高，东北底。南墙长约100米，沿一道低矮山梁延伸，地处筑墙较高，高处筑墙较低，基本保持了绵亘连贯之势，该墙与一条较为规整的山梁相接。山梁宽2～4米、高约2米。山梁西端即该墙的西南角，有一椭圆形石台，截面为圆锥状，基宽8米、顶宽4～5米、高约2米，底部为山体基岩。南墙塌落严重，仅有一层保存较好，该段长约20米，底部以稍大的石条或楔形石铺筑，石条一般长0.8米、宽0.4米、厚0.25米，其上所用石材较小并且逐渐变薄。外壁均为楔形石，石长0.25～0.35米、宽0.2米、厚0.15～0.2米。墙基宽4.5米，往上逐渐收缩，外壁较为齐整，逐层错缝叠筑。
翻过西山梁，在城外的西山坡上亦有三道城墙，但由于完全坍塌，原貌已经不清，残高0.5～1米。城垣石料大多为板石，推测当时可能修筑的比较草率，因此保存情况非常不好。三道石墙均筑于山坡之上，应是当时西墙外的三道防线。城门设于东北部，该处恰好位于石壁回抱的豁口，两侧危岩壁立形成天然城门。城墙砬子沟内的山路，正是由此通过。
据当地群众介绍，城内西北处原有一井，现已湮没，具体位置一井不明，推测应为当时城内的固定水源。城墙砬子山城据险守扼，西接浑江水路，北控下甸子川谷，距离高句丽国内城较近，应是当时一处军事意义重要的城堡。城墙修筑风格及选用石料，均与高句丽早期山城诸多特征相近，城墙砬子山城应是桓仁地区的一座高句丽早期山城。
瓦房沟山城
位于五里甸子镇头道河村瓦房沟，瓦房沟全长约1千米，沟口位于西北，现有一处数十户人家的山村坐落于此，名曰瓦房沟村。距沟口约500米的北坡上，筑有一座高句丽山城，即瓦房沟山城。该地由于在行政区划上归属于头道河子村管辖，当时文物普查时，曾将此山城成为头道河子山城。
山城东北距离五里甸子镇约4000米，西北距沙尖子镇约6000米，临近桓仁县与宽甸县交界处，西逾浑江1000米即为宽甸县下金坑村。漏河在城西北约850米处注入浑江，站在城内高出远望，浑江风光皆受眼底，对面宽甸县境内的村庄房舍亦是历历在目。山城坐北朝南，城内地势为东北高西北底，东北处山脊最高，西南为低下的坳口。山城仅在西南部筑有一道石墙，其余各段城墙皆以山脊为墙体。该墙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200米，总面积约60000平方米。西南部的城墙由西部山脊南端的巨岩构筑，并且由此向山下延伸，然后与东部微微隆起的一条小山墙相连接，形成一道封护坳口的长墙。但是可惜该墙早年被拆除，较好的石料已经由附近的村民运走，用于建筑房屋及修砌院墙，目前仅剩下原墙内一些不太规整的碎石，且墙体时断时续，隐隐约约，整体遗迹已经不很明显，此墙大约长150米。从残存的墙基判断，宽2～4米、残高0.5～1米。另据当地群众介绍，这里过去也有一些石墙，沿着山城北坡下行，过瓦子沟，抵达山城对面的山坡下，应是当时一道山城外封锁瓦子沟的防护线，但是就现存遗迹来看比较困难。
如今，瓦房沟村许多村民的房屋及院墙上，都可以见到许多修筑城墙的石料，多数为加工规整的楔形石，这种石料平面略呈梯形或三角形，前宽后窄，有的后端形成稍折的尖尾，当地群众称之为“勾子石”，该地所见的这种石料也规格不一，较大者长0.45米、宽0.45米、厚0.16米，较小者长0.2米、宽0.15米、厚0.14米。
1980年文物普查时，当地群众曾说在山城附近曾经捡到过铁镞多枚。
瓦房沟山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对于当时防守浑江北路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尽管目前人工修筑的城墙几乎拆毁殆尽，损坏较为严重，但对研究桓仁地区早期高句丽山城及防御体系提供了重要依据。通过以上几座桓仁地区高句丽早期山城的考察，我们会发现高句丽早期山城的一些特点。
山城建筑地点的选择。均选择在临江河的高山之上，且山脊较高，顶部平坦，山的一面或三面为悬崖峭壁，至少一面为缓坡，这样大多山顶呈簸箕状。江河是天然的护城河，起着保护城的安全和城内生产、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而高大的山脊和悬崖峭壁是天然的屏障，即峭壁墙，使敌人无法攀登峭壁和山脊。高句丽早期山城据险临河，在军事上借助地理质变形成天然屏障，造成易守难攻的局面，而缓坡一面为城内或与城外主要的出入门址设在此处，出入方便，加强内外的联系。
山城的形状。山城的形状均不规则，根据山顶、峰脊的走向多呈不规则长方形、椭圆形、多边形、梯形、三角形等等。由于山城形状不规则，所以具体确指某一墙为东墙，某墙为西墙，非常困难，只有相对而言。山城的形状只能因地制宜，随山脊和顶的形状曲折修筑，这样山城的平面呈多种状态。
山城的城墙。城墙是山城最主要部分，也是最基本的设施。高句丽山城的早、中、晚主要依据城墙所用的建筑材料来划分的。城墙可分峭壁墙、石墙、土石混筑墙、土筑墙。峭壁墙在高句丽山城中，早期、中期、晚期均存在。它与石墙、土石混筑墙、土墙相结合，同为一城城墙的组成部分。峭壁墙一般不在垒墙，因外为陡艄山崖，也不进行人工修凿。但在一些大城或地理位置比较重要的山城，有些建筑。石墙是高句丽山城主导地位，多建在山脊低矮处和山的缓坡一面。石材园地制宜就近取材，多用凝灰岩、石灰岩、花岗岩等。早期石材加工粗糙，利用自然石块或稍加修整扁方锥体的楔形石，自下而上垒砌，现存最高的可达27层，5米以上。中晚期发展成加工精细的石条垒筑．间用碎石和土填充。如前面介绍的罗通山城，则是在山脊上稍加平整，然后砌筑石条墙基，墙的内、外为石筑，中间填充碎石和土。还有外用石块垒砌，内为夯土的石、土混筑墙。晚期吸收中原筑城方法夯土筑城墙。高句丽山城城墙为峭壁墙与石墙、土石混筑墙、土墙间错、分段按山脊形势走向筑成，使之成为一体，达到封闭完整的统一，并绵直一贯。
女墙、角楼、马面的设置。早期山城如高俭地山城筑有女墙设施，起到了战时张弓射敌，为遮挡身体，保护战士的安全，增强战斗力的作用。角楼一般都设在较高的脊峰转折处，应为城墙的四角。瞭望城外与两侧城墙内外的情况。一般角楼都外凸墙外，能防止和击退敌人登城墙的攻势。后期出现的马面与角楼的军事作用基本相同。大多数山城内都有一瞭望台，设在地势最高处。这些军事设施互为照应，防止敌人攻人城内。
城的门址。门址选在易于出入的部位。随山城的大小和走向一般设置1～5个。山城比较缓的一面是城的主要门址所在，即正门。正门大多位于南墙，除正门外其余各门太多为便门。门外有下山古道遗迹。还有的山城存在有暗门，在城址比较偏僻的地方，平时封堵，与城墙相同，必要紧急时打开。
水源和排水设施。山城内的水源是保证城池长期存在的关健。高句丽山城城内大多都有蓄水池、泉眼和井。利用天然的雨水或请泉懈决城内居民的基本生活。山城的城墙多建有排水孔，通向城外。排水孔的大小，以水流能顺利从城墙底部流出城外，敌人又不能从排水孔爬进城内为宜。最大的泄水道应为正门，即所说的水门，也有建在正门之旁的。正门在山城中地势最低，山洪雨水自然从此排出城外等。高旬丽的平原城少，特征不明显。如国内城，最明显的特征是城的平面呈方形。城墙建筑规整完备，角楼、马面齐全。仃址较多，且为瓮门，东、西、南、北各门相对，在一条直线，城内建筑遗迹明显，有里坊设置，与中原唐的长安城布局基本相似。
高句丽早期山城、双城址与高句丽“城邑制度”及五部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从高句丽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过程通观考察，有个突出的特点是，其早期“五部” 的分布和发展，始终是高句丽山城的分区和布局的基础。这种“五部” 的形成与山城布局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1、早期山城集中分布在鸭绿江和浑江“二江流域的“高山曲谷” 和“故国川”上。王绵厚先生在《高句丽的城邑制度与都城》一文中曾经指出，高句丽山城的起源．从考古学上看应有其“远因”和“近源”。其远因应主要受“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为主的中国北方青铜时代的民族“高山型石城和“环壕聚落”的影响。其近源则应直接来源于西汉以前，活动于辽东鸭绿江和浑江等“二江”流域，即古文献中的“大水貊和“小水貊”部落，以“环山围壕”和“石垣聚落”为主要形式的石构建筑的影响和发展所至。其代表性的考古发现。主要有浑江中上游的吉林省通化市万发拨子遗址，和集安县黄柏乡长川台地上的“石垣聚落”。前者在已发掘的数千平方米范围内，除了发现具有“二江”流域青铜时代特有的“土坑墓、土坑石椁墓、土坑石椁石棺墓、大石盖墓、大石盖积石墓、积石墓、阶坛积石墓等七种”石构墓葬外，原报告称，在“遗址四期遗存发现的环山围沟证实，
在西汉时期万发拨子遗址是一个有较严密组织的大型村落。”这种“环山围沟”，实际上是辽东青铜时代山地民族的“环山围壕”的特殊形式。后者则指在1962年发现在鸭绿江右岸的集安市黄柏乡长川台地上约10000平方米的青铜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保存较好，四周尚存石垣痕迹”的聚落址。1983年再次调查认定，该“石垣聚落”，“应是村邑的院落围墙”。发现于高句丽始兴之地的上述“二江” 流域“故国川” 上的这二处遗址，意义重大。因为从该二处遗址出土文物综合分析，这二处遗址，都是“二江” 流域从春秋战国到西汉前期的青铜时代遗存。这种文化在辽东通常与石盖墓、石棺墓和辽东式青铜短剑并存，在文化性质和地域上都具有“二江”流域汉以前辽东“貊”族即“高夷”的青铜文化特征。而这一高句丽始兴之地发现的青铜时代“环山围壕”和“石垣聚落”分布地，也正是高句丽建国后早期山城的集中分布区。其代表性的早期山城已发现的有桓仁县五女山山城、集安霸王朝山城、新宾红庙子山城以及集安“国内城”建筑前的“尉那岩”山城（山城子山城）等。其中经正式发掘的桓仁五女山山城，在其下层的青铜时代堆积中，也发现了与上述万发拨子、长川等遗址时代相同的小型青铜器、央滑石粉褐陶和夹沙褐陶器等。这些均为“二江” 流域，从青铜时代的“貊”族“石桓聚落” 发展到高句丽建国后的早期山城，提供了重要考古学信息。应当指出，上述“二江”流域，不仅是早期“貊 部环山“石垣聚落” 的发现地，也是其后高句丽早期“五部”之王族“消奴部”(西部)和“桂娄部”(内部)的核心地区。除此以外，在“二江”以外的其他地区，尚没有发现青铜时代的“环山石垣聚落”与稍晚早期山城并存的典型地区。因此可以推断，以浑江和鸭绿江中、上游为中心的“二江”流域，不仅是青铜时代辽东貊系“环山聚落”的集中分布区，也应是后来高句丽王族“消奴部”和“桂娄部” 的中心区。即高句丽山城的早期分布基础，应与高句丽“五部”中的始兴部落“消奴”、“桂娄”二部的早期“氏族聚落”有关。而高句丽山城的扩大和发展，同样与高句丽“五部” 的扩大和发展有关。这是研究高句丽的早期“城邑制度” 的发生和山城起源时，应当特别重视的考古学重点区域 。
2、随着“五部”制的形成和发展，“五部耨萨”成为高句丽山城的主要军事首脑和部族首领。高句丽的“城邑制度”与山城发展的关系，在进入魏晋以后的高句丽鼎盛时期，有二种突出的现象：其一是随着高句丽“五部”制的扩大，山城的分布相应向汉郡地区和扩并的其他部族地区发展；其二，随着“五部”落围的扩大，在高句丽中央王族以下，“五部褥萨”成为管理五部山城的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前者从文献记载中看历史现象是普遍的。即高句丽每占领一个地区，即把其“城邑制度”和山城建筑扩大到该地区。从考古发现上看，凡是旧汉魏辽东、玄菟、乐浪诸内郡地区发现的高句丽山城，其建筑时代上限大都在高句丽占领这一地区之后。如辽宁境内辽河流域边缘的南北纵向数十座高句丽山城，其考古遗存和构筑方法，大都在好太王占有辽东的公元四世纪初以后。而大同江流域的诸多高句丽山城，亦多在长寿王占领汉乐浪郡的公元五世纪中叶以后。除了上述普遍性的规律外，从考古遗存上看，个别的典型范例可举鸭绿江下游的丹东瑗河尖汉城与虎山高句丽山城的关系。前者已公认为汉代之“西安平”县，后者应为句丽“泊淘城”。二者均经笔者亲自调查多次。前者在汉城地表，多有高句丽红褐色瓦等遗物，而地下探掘，并无高句丽遗存。说明虎山山城和“西安平”县地表的高句丽文物，无疑都是高句丽占有汉“西安平县”后始筑时留下的遗物。其上限从文献中看，应在西晋以后。后者“五部耨萨”与山城发展的关系，则表现为中、后期高句丽山城的分布和管理体制，已分属“五部” 部长以下，以“五部褥萨”为各部统帅的山城管理体制的严密结构。《三国史记》：第三代高句丽太武神王十五年（公元32年），“遂使南部使者邹素代为部长”。这是高句丽迁都“国内”后，对早期“五部”部长的册命。其后在《北史》、《旧唐书》和《通典》中也有记载。《北史》中《高句丽传》记载，高旬丽的官制，在中央王族“十二等”之外，“复有内评、五部褥萨”。《旧唐书·高句丽传》：大城置褥萨五，比都督。诸城置道史，比刺吏”。同书，唐贞观十九年，唐军渡辽攻安市城，“（高丽）北部褥萨高延寿、南部褥萨高惠真帅军及棘韬兵十五万，救安市”。可见高延寿、高惠真等，均为以“褥萨之职统领本部山城。在“五部耨萨” 的统领下，各部山城中，又有“道史”、“剌史”、“邑长”、“仟长”、“伯长 等军事首领，由此构成了高句丽中、后期山城以军事防卫为主的各级管理职能。
军事防御体系是高句丽山城的主要实用功能。从城市考古学上考察高句丽山城，与汉、魏、晋、唐中原州郡城市的重要区别，是其军事防御体系的突出。这是构成高句高山城制度的独特实用功能。其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围筑于“高山曲谷” 是高句丽山城的主要特征。高句丽山城的修筑， 从文献学和考古学两方面看，都与该民族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有关。即《三国志》和《和汉书》记载，高句丽以“高山曲谷” 以为居。应当说，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在早期依山川、台地建造山城或石城，具有普遍规律。如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 居民的早期“高山型石城”。这种“高山型石城”，很可能是从早期“围壕聚落” 发展而来。但“夏家店下层文化” 的石城，同高句丽山城尚有些区别。二者除了时代的差别．从考古调查发现形制看，“夏家店文化” 的石城规模较小，多建于河谷中三级以上台地或海拔数十米至百米左右的丘陵上，很少建于高山脊顶它的特点是，沿河谷台地排列，取向阳坡台而多靠近自然山川水源。极少见“夏家店下层或“上层” 文化的石城址内，有自然或人工修筑的独立水源。其城垣结构，也一般以石垣或土垣围筑，坡上不见“女墙”、“角楼”，而门址多直接面向山谷坡地，极少有“瓮门”和“拱墙”等。即“夏家店下层文化” 的石城，虽然也有防卫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其主要功能，应是便利部族或氏族管理和生活的聚邑性质。高句丽山城则不同，除了极小的哨所一类“当道小城外，大、中、小独立的山城，几乎均建于高山深谷上，其城垣无论是石筑或土、石混筑，多建于山脊上，形成真正的“盆谷式”山城。这种建于高山曲谷上的山城，由于充分利用山脊和悬崖峭壁，上下高差很大因为距离山下河川或水源较远，所以在山城必须建有独立的水源和用于泄水的水门和涵洞。这是其他诸多北方少数民族早期山城中缺少的设施。而高句丽山城之后或稍晚，如渤海、女真大型山城，包括笔者曾亲自考察过的日本滋贺县“古坟～飞鸟”时代的“鬼城”等大型山城，则出现了类似高句丽山城的“瓮城”、“水门”或石筑泄水涵洞等设施。从这个意义上说，主要服务于军事防卫目的的高句丽民族，其山城的建筑特点及其主要结构，对中国北方(包括新罗和日本等)公元三至十世纪后山地民族的山城建筑及其文化传统，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2、军事防御设施的完备，体现出高句丽山城以军事为主的功能特征。与围筑山城于“高山曲谷”相对应，高句丽山城中军事防御设施的完备，为中原城市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所不可比拟，诸如：高句丽山城的因山设险，充分利用峭壁山崖，在北方诸民族的城市建筑中最具特色。从考古调查发现看，从其第一个都城“五女山山城”开始，中经集安“丸都城”和平壤“大城山山城”等，无一例外。另外从历年中外考古学者调查所见的鸭绿江两岸的百余座高句丽山城看，绝大部分山城，虽然缺少汉魏古城的布局规范，但军事防御设备却很完善。诸如带瓮门或“关墙”拱卫的城门；高大城垣上的角楼、望台、女墙设施；与城壁相连的“马面”，以及环城“马道”等，无一不与军事防卫有关。有的山城城墙上部，还专设有供防卫用的立木柱洞（立栅）等设施（有人认为系“滚木雷石”用）。与中原同时期的城市相比，高句丽山城城内建筑布局规划的简单和军事防卫设施的突出，构成了高句丽山城的独特的城市功能。
3、建筑布局的“无规则性”，服从于军事防御的因地制宜。高句丽山城的“无规则性”，如上所述，是直接服务于军事防御的特殊需要。这种山城布局的“无规则性”，从考古学的角度看，主要原因有二个：其一，从客观上看，高句丽山城选择建筑于自然地理的“高山曲谷”和“围山筑城”，这就决定了山城布局的必然无规则性。调查所见的大多数高句丽山城，都围筑于若干山峰或谷地形成的“簸箕形”盆谷中。因此，其城垣布局的结构，只能随山就谷，无法形成人为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句丽山城最充分地吸收了北方少数民族早期山城的原始形态和优越性，保留了典型的山地民族的城市建筑文化传统。其二，高旬丽山城布局的“无规则性”，从主观上看，首先考虑和服务的是防卫目的。以高句丽山城的城门为例，城门的多少、朝向、结构和方位，均无定制。有的山城规模宏大，但只有一、二处城门。如辽宁凤凰山山城，周垣约l5公里，围筑于凤凰山和高丽山之间。但其主城门只有南JL—座，完全视军事和交通需要设定。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高句丽山城的这种有区别于中原城市的“无规则性”，既是其城邑制度的特殊性，也充分体现了其山城布局在军事防御上的优越性。
4、缺少里坊和市井布局，是高句丽山城军事防卫的实用特点。高句丽山城突出军事防御功能，轻视规范布局的考古学特征，在城市规划中的表现，是无论其大、中、小山城。均不甚讲究如中原城市的里坊、街道和市井等布局。包括著名的丸都城”及平壤“大城山山城”和“长寿山山城”等都城和“陪都”山城，这些大型山城，其范围都在周长数千米以上，而且城垣和城门结构都极具气势。但城内却缺少规范里坊和街道布局。这是高句丽山城区别于中原州、郡和都城的又一显著特征。究其原因，除了上边提到的高句丽山城的特殊的地理和地貌条件外，更应当和高句丽大型山城的修筑目的和功能有关。即高句丽山城具有用于军事防卫兼管理五部“城民”的性质。从调查、发掘的高句丽山城看，城内除少数官署和寺庙外，大多以半地穴式和地上石构建筑的简易居室为主，多不设立功能区。大多数居民区，以缓坡台地或向阳、近水坡地为主，建造以军士防守和“城瞄”聚落为主的居住区。在非战时，更有相当数量的部民，环住在山城外的便利之地。其中如经发掘的著名的高尔山山城，尽管这一大型山城，作为高句丽“西部褥萨驻守的重镇，曾设有“新城太守”和“新城宰”等官署，但从发掘的主城看，其重要的建筑址，主要是靠东城西墙二区，一南北走向、数十米的石构建筑，分若干个单元的居住址。此外城内并无规范里坊和街道以及具有夯土台基式的大型建筑。如高尔山山城这样重要的高句丽“西陲重镇”，仍无里坊等布局而突出防卫功能，并不是高句丽民族政权不懂得汉制中原州郡城市的布局优势，而完全出于军事功能的考虑。因为如“国北新城”这样的重要高句丽山城，不仅其名称即来源于汉“玄菟郡”旧城，而且与汉魏“玄菟郡” 旧址隔河而居，并曾利用过“玄菟郡 旧平地城。所以高句丽山城的缺少城内里坊和规范街道设计，只能从其城市的功能上来寻找原因。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史来追溯，早在春秋时期的《管子·乘马》篇已记有“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 。这是中原都城和重要州、郡城千年沿制的建设原则。而综观高句丽山城，却一反其道而行之，可称“非于广川之侧，必于大山之上”。既使是有少数平地城，沿汉制筑于“广川之上”，其近处也必有大型山城相拱卫。这“一上一下”之别，正是高句丽山城有别于中原城市的基本规律之一。“比郡县”是高句丽山城后期发展的总趋势，是高句丽山城与其城邑制度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从公元四世纪末的中期开始，高句丽山城的管理制度，从以“五部”为核心的“城邦奴隶制”，开始向中原汉制“比郡县”转变。这一制度的微观发展和演变，同样影响着高句丽山城的建筑和布局。从有文献记载的史料看，中原魏晋王朝册封高句丽王兼授其汉官名号和高句丽王仿汉制设置汉官职称，大体应开始在公元五世纪初的东晋末和北魏前期的“后燕”和“北燕”时代。《梁书·东夷·高句丽传》：（公元396年）后燕“（慕容）垂死，子宝立，以句丽王安为平州牧，封辽东、带方二国王。安始置长史、司马，参军官，后略有辽东郡。此条记载正值好太王占有辽东的公元四世纪末叶。从地偏辽西的后燕主慕容宝对高句丽王安的“册封”看， “平州牧”和“辽东、带方”二郡，本是从魏晋以来的汉官制，慕容宝将已不存在的“平州牧”虚职和“辽东、带方二汉郡地，委高句丽以王称”，显然具有安抚高句丽的羁縻性质。但高句丽王以此为契机，循汉制“始置长史、司马、参军”等州、郡长官，则从其“城邑”制的五部“褥萨”及“邑长”、“仟长”、“佰长”等，向汉制转变迈出了重要一步。自此以后，南北朝时期以来山城官制中的“比郡县”，在高句丽后期的“五部”山城中屡见不鲜。如《北史·高句丽传》“其王好修宫室，都平壤城，亦曰长安城。其外复有国内城及汉城，亦别都也。其国中呼为三京。复有辽东、玄菟等数十城，皆置官司以统之”。从其行文看，高句丽“三京”以外的“辽东、玄菟等数十城”，显然大多为好太王以后所占有的汉、魏故地。其城“皆置官司以统之”，我认为除了原有的五部“褥萨”等高句丽部族首领的“城邑”官制外，也应有比照汉官制的“长史”“司马”及“都督”、“刺史”、“太守”、“城宰”等官品。标志着后期高句丽山城（特别是大、中型山城）实行着以“城邑”制度的部族官制为主，以“比郡县”的汉官制为辅的双重管理体制或兼行管理方法。如《旧唐书·高丽传》记载：“外置州县六十余城，大城置褥萨一，比都督；诸城置道使，比刺史；其各有僚佐。分掌曹事”。《新唐书》亦记载。高句丽“大城置褥萨五，比都督；余城置处闾近支，亦号道使，比刺史，各有参佐、分干”。此外1979年发现的公元五世纪以后的韩国汉城东南忠清北道《中原高句丽碑》中，也有“前部大使者”与“古牟娄城守”、“咸罗郡”、“主簿道使”等高句丽与汉官名共存。新、旧两《唐书》中记载的高句丽“外置州县六十余城”，与《北史》记载的其国在“三京” 地区外，“复有辽东、玄菟数十城”含义应相同。既在高句丽后期，至少在高句丽“五部”核心地区和“三京”之外，在原辽东、玄菟等广大汉郡地区，不仅“外置六十余州县”，而且大多借用汉制“比郡县”的管理方式，将这些“外置州县，置于高句丽“五部褥萨”的统辖之下。这就是为什么在两《唐书》和《中原高句丽碑》中，屡屡出现“北部褥萨”、“西部耨萨”、“南部耨萨”、“前部大使者”，同时又并存“新城太守”、“新城宰”、“道使”、“成罗郡” 等汉官制度的历史原因。而《新唐书》中所指后期高句丽山城中，在“比都督” 的“褥萨 和“比刺史” 的“道使下，“各有僚佐、分掌曹事” 的山城中、下级官吏，即是史书中往往出现的“城守”、“城宰”或“司马”一类军职。正因为在高句丽后期，在故汉郡的广大地区，兼行着“城邑制”与“郡县制的管理体制并存，所以在唐代收复这些汉郡山城后，直接委以汉官则水到渠成。如唐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下辽东“白岩城”，即“以其城置岩州，授孙伐音为岩州刺史。这应是在高句丽降将孙伐音旧有岩州“处闾近支基础上的加授。其他如“新城州”、“盖牟州”等，也循例设置汉制州、县以统之。
总之，高句丽民族政权的后期，从“城邦奴隶制”的“五部褥萨”制，向汉唐比郡县的封建制的出现，体现的不仅是其山城管理体制的若干变化，更是其鲜于记载的社会结构变化的微观反映。尽管同高句丽的社会历史发展一样，直到公元七世纪中叶，也没有完成从“城邦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高句丽山城中的城邑管理体制，也没有完成从“五部耨萨” 制向郡县制的转变。但其山城管理体制，已开始由“五部制”向“比郡县” 的转变，其社会意义是重要的。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汉文化和汉官制影响下，世居“高山曲谷”的高句丽民族政权，在其政权结构的发展变化中，经历着从民族文化形成的“多源一体”，不断向民族政权结构的“多元一统” 的过程中迈进的历史轨迹和客观规律。
高句丽除了数量众多的山城外，还辅以遍布各处的关隘或哨卡构成其境内严密的防御系统，目前桓仁地区发现的高句丽早期关隘大多保存较差，其中北沟关隘则是保存最好的一处。北沟关隘，位于沙尖子镇北沟村西南约1500米的峡谷之中，1980年文物普查时发现，后经复查，确认为高句丽时期设立的一道关隘，当地群众称之为“老边墙”。关隘所在的峡谷称为“干沟子”，沟口较为开阔，是一个小片冲积平原，向东延伸逐渐收缩，约行2.5千米沟谷开始分叉，一条向东行，一条向东北行，两沟分别称为南干沟和北干沟。沟侧群山相连，高峰耸峙，峡谷愈深愈加变窄。关隘设于北干沟，距叉口约1千米，正是沟口最窄之处。由此沿沟谷上行，山路折东即可进入集安境内。干沟子内有小河一条，河因沟名，称为干沟子河，又称干河子，河水发源于北干沟尽头，南流，过跳石湖沟，折向西南，流过关隘，几经弯折，于干沟子村西注入浑江支流漏河，沿河有一条乡路，通过关隘。
北沟关隘据险扼要，紧守谷口。关隘两端从山腰筑起，均与山腰矗立的石崖相接，形成了一条自然山势与人工筑墙相结合的封锁线。南端石崖长近100米，高约20米，北端石崖长约10米，两端石崖之间即为人工修筑的一道长墙。该墙大致为南北走向，方向345°。墙已坍塌颓废多年，现已为一石楞，遗迹尚明显。南端墙垣现存88米，北端城垣现存134米，中段为河流和乡路所占部分，城垣已无，该墙总长259米。墙垣残毁严重，壁外大石多已脱落，所剩遗留多为碎石。南端约10米长的墙垣保存稍好，仍可见数层大石。从目前现存的墙垣观察，城墙两侧外壁压缝叠筑，其上逐渐内收，里面填充碎石。墙基宽9～10米，残高1～1.8米，外壁经过加工的大石头多为长方形，少数为楔形，较大者长50、宽40、厚20厘米。北沟关隘原应设门，推测门址可能在今乡路通过之处，另外河水流经之处，应设有水门或水栅之类的设施，因时间久远，遗迹破坏较为严重，形制基本不可知晓。关隘北段东侧田地中，距靠近山坡处约20米处有一块稍平的地方，过去发现有石砌遗迹（推测为房址），可能是戍卒驻地或军事指挥所。
北沟关隘所在的位置比较接近集安，是高句丽人为保护国内城而修筑的一道防线，现今在集安境内，已发现望波领关隘、七个顶子关隘、湾沟关隘及大川哨卡等防御设施，北沟关隘应和集安境内的关隘、哨卡一样，是这一系列防御设施中的一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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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5 22: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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